周鲸文：风暴十年 第六章 不断的清算斗争（中）

【Comment】

多謝網友報知文章。

馬在進入實踐研究院時的寫自傳，就是展開思想改造的第一步。

個人思想改造後，一元化的歸屬能是啥？就是共產黨。

周鲸文：风暴十年  第六章 不断的清算斗争（中） 

二.思想改造运动

　　思想改造是共产党对人民的长期的主要工作之一。这就是要思想一元化，简言之，就是统一思想。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政府中人谁要提出统一思想，共产党是站在人民群众中把它骂得体无完肤，“独裁、专政、倒退、反动”等等，都是共产党鼓励人民，尤其是文化界人士，攻击当时政府的词句。而共产党一上台，统一思想，定思想一尊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便成为普遍无上的真理。每个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必须经过思想改造，所谓思想改造就是西方翻译的“洗脑筋”；要把旧有的封建思想，资本主义思想，总之非马列思想都排去，而代之以正教思想——马列共产主义。

　　思想改造是长期的，而且是慢慢的；共产党明白这个道理。为什么要来一个轰轰烈烈的运动呢？为什么要“震动一下”呢？我们在这里，不得不追究思想改造运动的目的性。若只表面说，共产党不容许其他思想，必须排除非马列思想；在共产党方面说，道理是对的；但是还不足以答复为什么要搞思想改造运动。简单的回答：共产党是以革命手段斗争知识分子，要非马列思想的人缴械、投降。

　　土改运动斗争了农民，镇反运动斗争了社会上有影响力的人士，抗美援朝清算了西方关系和影响，三反、五反斗争了工商界。还有一部人在社会上很有势力，常为社会活动的领导者，这群人就是知识分子，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对这些人不能公开地杀，而且也用不着这样杀；对这群人不能不利用，因为知识就是力量，但不能不使其先屈服而后加以利用。那就非轰轰烈烈的运动不为功。

　　1951年是中共统治大陆后实行恐怖政策的高潮年。土改、镇反、抗美援朝三把铁钳夹住中国人民，而且这三个运动是结合着进行的。在高潮的年底，以恐怖之余威来搞思想改造。论时机来说，共产党的安排是很高明的。让知识分子看见惊心动魄的三大运动，问题到了自己身上将要如何应付解决。

　　思想改造在红色政权成立之后，就不断在进行，而思想改造运动却在1951年冬季开始。周恩来于9月25日在北京对一部知识分子作了一篇报告，要他们改造思想，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改造自己。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北京天津就普遍地展开思想改造运动，逐渐推行到全国各地。为了批评思想有个标准，先把自由主义者胡适当作箭靶，把他痛骂一顿，说他是“投靠帝国主义，投靠反动统治者，为敌人作帮凶的知识分子”。他的思想是“有毒素的”。可惜他远在国外，不能拘捕归案。但是有了这箭靶示范，就易于批评其类似的思想和有这类思想的人了。

　　在思想改造运动还在讲理阶段，1952年春三反五反运动正进入高潮；在机关搞三反，在工商界搞五反，在学校搞思想改造，这两种运动结合起来了。于是思想改造乃突破讲理阶段，而进入斗争阶段，其形势等于三反、五反运动，这对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大震动。

　　思想改造运动主要是在学校里进行，方式也是编小组，在小组里个人检讨，别人批评。有重点的对象便到大会上作检讨，群众再批评提意见。所谓思想改造实际上绝不是限于抽象的思想观念，而是要结合实际。作思想检讨的人，就是把一生历史活动报告出来，那种活动是什么思想，并且因为什么有那种思想。所以思想改造在学校里也就是教师们交代历史，交代其思想根源。这样一来，问题就复杂化了，范围就广大无边了。生活到三四十岁以上的高级知识分子都是生长在“旧社会”的人，他们的历史、活动、思想，自然都与旧社会有关。今天拿马列主义新社会的尺度来衡量、批评、指责，他们只有通身是病，处处不合。所以教师们在过思想改造运动的关是很困难，很痛苦的，而压迫凌辱加于他们身上的是难于忍受的。

　　思想改造不是一检讨批评就算了事。检讨必须由小组或大会通过，才算过关。所以有些教授虽作了八九次检讨，以致痛哭流涕，还是过不了关，还是悬案。其严重者多牵涉政治问题，那就走到镇反或其他带有镇压性的运动范围，那么这个人就有被逮法办，或劳动改造的可能。故在文化机关、学校、艺术团体……虽在思想改造的文明词句的伪装下，而参与这个运动的人是面对着不可抵抗的暴力镇压。至少在知识分子心中，如果过不了思想改造的关，自己吃饭的问题是严重到不堪设想。在国家为唯一的雇主的共产党统治下的国家，以出卖知识吃饭的知识分子，又有何法能求得生存？思想改造也是含有恐怖性的，而被蹂躏的知识分子，主要是大学教授，在运动中已是处在牛鬼蛇神的世界，而不是清高的教育界了。

　　思想改造运动用意之一，是打碎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不让有超然物外之想；什么事都有阶级性，思想也有阶级性，绝没有超阶级的行为或思想。既然如此，如果你超然物外，就是反对无产阶级的领导，另一面就是维护资产阶级的思想和其政权。必须把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攻破，叫你自我批评，还叫群众批评；简言之，就是叫你当众出丑，再也见不得人。共产党有句术语，叫“脱裤子”，让你在众目睽睽之下，赤身露体脱去裤子，让大家看你的周身污点，对你不保留一点颜面。使别人不尊重你，首先让自己不坚持尊严的态度。

　　知识分子，尤其是大学教授，平常能以自豪的，社会之所以尊敬他们，是因为他们有高深的知识，通情达理，同时有独立的人格。共产党执政，就是不许知识分子保持这份影响，不许有独立人格。于是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自高自大，骄傲自满……都是罪名。本来“自高自大，骄傲自满”在“旧社会”也不是好名词。但共产党虽以攻击“自高自大，骄傲自满”为借口，实际上他所指导进攻的，是个人的“自尊、自重、自信”。这是独立人格必不可少的条件。共产党针对此点而向“自高自大……”加以攻击，必使知识分子输心认罪，而且是当众承认自己是“王八蛋”，过去有那种思想是混蛋。共产党把知识分子的人格蹂躏得粉碎，你向它叫“祖宗”投降了，这时它才指使群众放松咬住你的牙齿，容许你过关。知识分子、科学家、大学教授、艺术家，这群社会精神的领导者，人类精神的工程师，就在共产党恶毒的运动中，先是粉碎了人格，蹂躏了自己的灵魂，这实是千古以来未有过的悲哀！

　　运动一般情形，在小组里每人作检讨，自我批评，在座的别人批评，细致到毫发之末。但是斗争对象不是集中到少数人身上，而是以他们为典型，给群众以“思想教育”。在大会斗争是严厉的，其疯狂的程度不亚于土改中斗地主，在镇反中斗反革命分子。所不同者不拉出枪毙，没有用刑逼供。而呼号怒骂是不绝于耳的。这是共产党的通例：在运动中不许有和风细雨的，运动就是狂风暴雨带有杀气。在斗争会上群众常呼：“某某（直呼其名）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生或死。如果想要生存，你就得好好交代问题，承认错误，改变反动的思想而跟着共产党走；如果你采取死路，那就任你顽固坚持下去。”坐在大会台下的是被斗争者的同事，教书先生；是群众——自己教授的学生。他们指着鼻子骂你，说你“肮脏、顽固、旧时代的走狗；你的旧知识是害人的，有毒素的，你全身都是细菌，而你自己还恬不知耻地以此自高自大、自豪、自满，看你的样子，简直都没有人形”。不用说牵涉到政治问题，拉出去坐监法办或劳动改造；就以一个教书先生加上这样的攻击污蔑，其心情的沉重、灵魂的毁灭是难以形容的了。教师们成了阶下囚，学生们成了审判员、打虎队，中国的传统观念，“尊师重道”的风气被共产党的思想改造运动一扫而光了。

　　高级知识分子人格破产了，知识被瓦解缴械了，所剩给他们的是个空架子。脑子所留待的空间，是专为马列主义铺道路。把旧的排除去，把新的装进来。事情哪有这样简单的，一个人是可以因为研究新思想受到启发而改变旧思想，他也可以因新鲜事务的感染而改变思想。但是思想改变不能用皮鞭子可以打变的。就是口上说变了，心里绝不能变。古书上说：“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迨也”。正是说明这个道理。以德服人者就是说理正当，而且行为正当，人们一见作得对，便给与同情支持，这是情愿的。以力服人者，就是用力量压迫，不问是非，只叫人服从，服从的人不是心服，只是因为没法抵抗你这力量。不是心服就是不真服，只是表面应付而已，这不是情愿的。

　　共产党的思想改造运动是打着叫人屈服，不管你情愿与否，这种思想改造方法，其所能达到一个唯一目的，就是把知识分子的威风打下，“不许乱说乱动”；把对待反革命分子的方法对知识分子而已。这种办法既不能收思想改造之效，而只收“不许乱说乱动”之功；但种在知识分子心中的失望，是仇恨；另一个副作用，就是给人以造假或投机。这两种情况都与思想改造无关。都是共产党失去知识分子的同情和支持的根源。读者不要忘记，在共产党未得政权之前，很多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不满意当时腐败贪污的政府，而且不少知识分子是民主运动的健将，他们这份力量都被共产党充分发挥利用。共产党之所以成功，知识分子是有意无意地给与它一臂之助。而今知识分子面对这种折磨，其内心情绪如何，是不待询问就可明了的了。

　　思想改造运动在51-52年间是全国性的，尤其到1952年春已与三反、五反结合起来；故斗争是尖锐的，手段是毒辣的，是狂风暴雨型的。而对每个被斗争的人，不只限于思想而是个人全部历史的清算，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严重的灾难。

　　我今举几个例子，以说明思想改造运动一般的情况，这几个例子是我熟知的，而牵涉的人都是我的熟人或我的朋友。他们都是全国或世界知名的学者。

　　张东荪先生是燕京大学哲学系的教授，民主同盟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在北京和平解放之前，他周旋于傅作义和中共之间，对和平解放北京有功。就是这样一个人，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栽了跟斗，吃了共产党的颜色。统战部副部长徐冰向我所说：“我们共产党愿给谁颜色看，就给谁颜色看”，就是指的张东荪。

　　张东荪是知名学者，是民主运动中的健将；但为人很聪明，遇事有见解，在旧社会里所接触的方面也多。共产党就选择此人作为思想改造运动的首先的牺牲者。打下一座文化界的堡垒，给其他高级知识分子看看共产党的威风。

　　张东荪先生的思想检讨是在燕京大学进行的；在他作完第一次检讨，群众的意见很多，风头已经不对。他接着作第二次检讨，这时共产党已经预备好了很多关于张东荪一生的历史材料，如他给人题书面引用西方一位作家的话：“如果在共产主义与绞刑之间，叫我有所选择，我宁愿选择绞刑”之类；这些材料都刊登在燕京校刊为张东荪特出的专号上。情形更严重了。正当这时，有一天晚上他由燕京大学进城来，在他的大儿子张宗炳家我们会面了。他说：“情形搞得这样，我的方寸已乱！”我了解当时共产党为他布置的情况，我很冷酷地问他一句：“你今年多大岁数？”他说：“63”。我回答说：“已经63，你还怕什么！”他体会了我的用意，向我点了点头。接着我们谈论一会。我以死的心情对待我的老友，临别时，我还觉得是残酷、难过，但我们面对这样一个恶魔世界，我们又有何话可说。

　　张东荪先生在燕京大学大会上又作了第三次检讨，共产党指使下的群众，还是不许他过关，对他提出尖锐的批评和责难。这时在会外，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徐冰奔走于民盟主席张澜和毛泽东之间。毛泽东说：“这样的人——坏分子张东荪，我们不能坐在一起开会了。”张澜先生说：“东荪先生问题，还是从缓处理为是！”李维汉装做一副阴森面孔说：“我们不能和这样的坏人合作，他出卖了国家情报。”三个场合，两副阴森的面孔，一副求情的面孔。结果是阴暗战胜了阳明。张东荪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以反革命分子定了罪名。

　　什么是出卖国家情报呢？据说：张东荪于开完中央人民委员会之后，会上讨论过预算，他回来碰到一个姓王的朋友提过这个预算，据说这个姓王的由香港回来作了美国特务。我也认识这个王某，在日本侵略之时，他是给苏联作情报；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他又与中共合作骗了吉林省政府十万美金外汇，以后跑到香港。在香港又为中共作情报，常往来于北京香港之间。不知什么翻了脸，又作了中共的阶下囚，反说他是美国特务了。

　　至于提到预算一事，泄露国家机密是不对的；但是全世界都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预算案是登在报上的，人所共见的，所谓国家机密又从何说起。但是张东荪是被“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罪名下被认为反革命分子。中国民主同盟受了共产党的指使“开除了张东荪的盟籍”。从此以后，张东荪在燕东园的小屋里过其软禁生活，朋友们想和他会面已无可能了。蒋介石的政权囚禁了一个有功于国民党的张学良，已有22年之久；毛泽东的政权又囚禁了一个于共产党有功的人（指和平解放北京）——张东荪，已经有8年之久。恰巧，这两个被囚姓张的人都是我的好朋友。言念及此，真是令人感慨万端。

　　在张东荪被斗争的同时，在燕京大学还有两个严重对象，一个是燕大负责人陆志伟先生，一个是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先生，这两个人被斗争的情况的激烈甚于斗争张东荪。在运动中，这两个人都过的是停职反省生活。运动过后是“恩准”过关，以后还加以利用。他们的情况，我就不多介绍了。

　　北京大学在斗争一批教授中，以斗争周炳琳先生为最激烈。他担任北京大学的法学院院长，在学术界很有名气，为人也很正直。他在检讨时是很坦白的，不肯如共产党所希望的那样自我批评，甚至骂自己的祖宗三代。共产党授意的群众向他进攻，他是不承认那些恶语诬陷加在他头上的罪过。这样便形成了僵局。他自比铁牛，共产党把他称作旧文化的顽固堡垒。一方是坚决不认被诬赖的错过，一方是当作堡垒进攻。这样形成了骑虎难下。所以几次检讨斗争，都过不了关。而要把他治罪，已经搞张东荪，再搞周炳琳，对国内国外的观感都于共产党不利。所以共产党采取攻击堡垒，最好是从内部攻破的办法。

　　共产党怎样从内部攻破周炳琳这个堡垒呢？这次主要的是动员他的家人，儿女和妻子。儿子多是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共产党利用这群周炳琳的儿女在斗争会上检举周炳琳的错过，同时回到家里再行劝说。如此搞了一个长时期，自命为铁牛的周炳琳已经形成孤立。没有了朋友——朋友们在运动中都划清了“敌我界限”；凡是被斗争的人，就是敌人，谁也不许同情他，而且要以他为敌。同时也没了家人；这家的群众都是共产党的，说的话都是党话，没有了父子骨肉之情，一切都完了，剩下给他的只有悲哀。一个铁牛变成了沙漠中的孤寂者。周炳琳于是沉默不言。好在运动高潮渐渐过去，他的案子是以不了了之。以后我再见过周先生，他的脸上始终有不愉快之色。

　　最后，我举两个清华大学的例子。一个是斗争华罗庚先生，一个是斗争潘光旦先生。前者是国际闻名的数学家；一片热心由美国回来投奔祖国，不久就碰上思想改造运动。这样一个留美学者，在共产党眼里自然是周身是病，所以指使群众搞他一下，要他交代与国民党的历史关系，自然也要他交代与美国的关系。他以坦白的心情都尽其所有交代清楚了，看来问题还不大严重。最后因为他还保存着原有的出国护照，未加焚毁。由这个引线起就对他展开了无情的斗争，说他有“投靠帝国主义的思想”，为“留后路”的打算，在斗争会上他是有口难辩的，生活在这样的社会还有什么意义，于是进行了自杀。可幸的，是被发现得早，保存了他的生命。以后还是由共产党指使，因为他是民盟盟员，他的检讨改在民盟北京市支部举行，躲开它自己在清华布置的火网，这样既可保护华罗庚过关，还可保全共产党自己在群众跟前铁面无私的面孔。因为搞死或搞垮华罗庚都是对共产党不利的，不用说它还想利用华罗庚的高级知识，就是它在争取留美学生回国的工作，死了一个华罗庚于它也是不利的。

　　在清华大学另一个斗争的对象，是潘光旦先生。他是全国有名的社会学者，为人老实厚道，为民主运动奋斗甚力；早年就加入了民主同盟，多年保持中央常务委员的职位。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共产党选择了这个对象。潘先生的检讨都印发过，我也曾看过，大体上是坦白、老实的，没有什么隐藏，而且以他的历史人所周知，也不须要什么隐藏。他虽然如此作了，但群众在共产党的指导下，硬要整他的“思想暗流”；意思就是在表面思想之外，还有什么隐藏的思想。这一追查，越检讨，越搞不清，潘先生虽然前后作了八次检讨，被斗争得痛哭流涕，这个“思想暗流”也搞不清。最后还是运动收了兵，他也是在民盟北京市支部检讨之后过的关。

　　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全国的知识分子都被卷入这个狂潮中，检讨、斗争，是无校不有，无人不检讨。狡猾的、聪明的，和共产党利用一时的积极分子，走个形式就过了关；认真的、自负的，还有“士可杀，不可辱”的精神的人，或是共产党认为须打下他的威风的人，就在运动中当皮球一样踢来踢去，必须使你一根汗毛也不能站立为止。全国的知识分子进入了马列主义围攻之中，使你连个地缝也找不到去容身。有些人受不了这种折磨，自己情愿自杀上了天堂，如天津矿业学院的一位教授，就这样悬梁自尽于自己的卧室里。

　　人类心灵的监牢，就是共产党统治的世界。知识分子于清洗脑筋，交代历史之后，还得在报上刊出这些检讨，痛骂自己一顿；在《光明日报》上接连登载这些文章有数月之久；名学者如冯友兰、钱端升等就是这样通关，说自己过去的著作，都是胡说八道，害人害己的有毒的东西。在这运动之后，图书馆也大事检查“有毒素的书”，就连我著的主张社会主义的《国家论》，在北京图书馆也不许与人见面了。中国古代有个秦始皇，“焚书坑儒”，垂骂后世；二十世纪又出来个毛泽东，效法秦始皇而且过之，历史自然也会给以公正的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