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ent】
Chinese companies invested huge money, which was financed by the
Communist government, in 2017. It grew
77%, reaching to 35 billion Euros, comparing to 2016.
What is the purpose and intention of Chinese moves? And what if all most of the valuable
companies was incorporated into the hands of Chinese communists. Will the innovation still there? Will CPC establish communist braches in these
companies?
2017年，中國一年對歐投資增長77％，是什麼概念？2016年的基期不小，是7400億新台幣。
德報告：中國藉投資 影響歐盟決策 自由 20180206
前年投資達1.3兆 德佔31％
〔駐歐洲特派記者胡蕙寧／倫敦五日報導〕德國梅爾卡托中國研究所（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和柏林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Berliner Global
Public Policy Institute）最新研究報告指出，中國藉由對希臘和匈牙利等國家的投資，試圖影響歐盟的決策，再度證實中國勢力滲透歐洲深遠，「中國並非只是在敲歐洲大門，它其實早已走進來了。」
操控需外資國家 使其認同北京政經模式
德國《明鏡》週刊報導，俄羅斯試圖藉由新聞操縱歐洲公眾輿論的陰影仍在，但另一個國家以更敏銳高效的手段，正悄悄地滲透歐盟，那就是中國。這個研究結果證實不少歐盟高層對中國入侵的憂心，其中尤以中國政府為後援的資金大量進入歐洲各國併購企業為甚，如今更進一步，中國已設法操縱歐盟的決策。
該研究點出中國與俄羅斯的不同，後者試圖藉由假新聞影響歐洲的公眾輿論，中國則試圖直接影響歐盟決策。梅爾卡托中國研究員古思亭（Kristin Shi-Kupfer）表示，相較於俄國，其實更應該關注中國，因為「中國的作法更高明」。
批中人權聯名信 匈牙利拒簽
研究顯示，中國是以投資控制希臘或匈牙利這類需要外來資助的歐盟國家，藉此影響與中國利益相關的決策，使其認同北京的經濟和政治模式。例如，去年三月，匈牙利就拒絕簽署一封歐盟批評中國政府虐待獄中維權律師的聯名信。六月，希臘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上，也阻止歐盟提出一份批評中國人權紀錄的聯合聲明。
中國對歐洲的滲透，是以雄厚的資金為基礎。梅爾卡托中國研究所另一項研究顯示，二○一六年中國對歐盟直接投資比前一年增長七十七％，達三百五十億歐元（約一兆三千億台幣），其中德國佔比最高，達三十一％。事實顯示，近十年來，中國已成為歐陸重要投資國，高科技領域尤受青睞。來自中國的鉅額投資，已引發各國政府與民眾的擔憂。
《明鏡》指出，去年六月，歐盟一份有關限制投資活動的決議案，外界多認為係針對中國而來，但在希臘和捷克的壓力下被稀釋。德國總理梅克爾正是這項決議的主要支持者，內容涉及未來對歐盟國家關鍵領域的投資如何進一步監控。
歐盟也被以經逼政
回覆刪除歐美的時程，慢一點沒關係。
刪除民主化的撤退：歡迎來到全球威權年代
回覆刪除2017-02-20 沈旭暉國際評論：國際學海迷津95 原載於信報財經新聞
假如要前瞻未來十年的全球形勢，除了右翼復興，還有甚麼？恐怕就是威權主義逐步取代民主化，成為主旋律。
全球化時代剛出現時，美國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曾預言「歷史終結」，相信代表自由主義的歐美民主制度已成為人類發展的終極形態。而曾幾何時，這是教科書的內容。根據全球民主監測組織Freedom House的年度報告，1990-2005年間，全球被認可為「選舉式民主政體」的國家，從76個上升至119個。然而，隨後世界民主化持續低迷，2009年錄得40個國家民主化倒退，選舉式民主政體下滑至116個。2016年，民主倒退國家的數目更升至72個。這組織向世界發出緊急呼籲，稱「民主」在全球正承受前所未有的壓力。
關於這問題，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研究民主化的專家Joshua Kurlantzick出版了專著《民主在退潮》（Democracy in Retreat: The Revolt of the Middle Class and the Worldwide Decline of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認為箇中原因（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可從內外兩方面總結。在內部層面，根據傳統歐美民主制度的經驗，經濟全球化過程中不斷壯大的中產階級才是民主化的中堅力量；但在東南亞發展中國家如泰國、還有眾多東歐及拉美國家，這一公式在過去十多年卻毫不成立，中產甚至走向了民主的對立面。
在這些國家，中產階級數目可能顯著，但遠非大多數。當民主化改革以直接民主或代議制被推動時，廣大處於社會中下層的人民往往獲得比中產階級更多的話語權，他們與中產之間就全球化成果分配的利益衝突成了社會矛盾焦點。民選政府在執政初時，往往為了「民意」，實行傾向民粹主義的社會政策，嚴重衝擊中產利益。在成熟的民主政體，這一利益衝突可以通過健全的政黨機制加以調和；但在眾多新興民主化國家，政黨（尤其是反對黨）的功能尚不健全，相關政策易趨向極端。後果是昔日反獨裁的中產階級在利益受威脅時，情願重新呼喚強人入主政府，導致國家政治向威權統治轉變。當這一趨勢再被基層民眾抵制，各方互不妥協，所謂「民主」就淪為各方利益爭奪的口號。
Kurlantzick亦提出另一個外部因素：「中國模式」作為西方民主化之外的「第二選擇」，正受到越來越多發展中國家青睞。中國、俄羅斯等以威權主義為管治哲學，輔以有限制的市場經濟，發展毫不遜於西方國家，而且能保持（高壓下的）穩定，還能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國際影響力和持份都越來越大。不少移植了西方民主後經歷國內動蕩、經濟發展承壓的國家，自然認為值得借鑒。與此同時，中國、俄羅斯都調節了策略，不再盲目攻擊民主，反而強調自己也是「另一種」「更有效」的民主國家。此消彼長下，西方民主化不再被視為天經地義的事。
這些發展，配合了資訊科技新時代的出現，更是一發不可收拾。《華盛頓郵報》編輯部在對全球民主化危機的反思文章中提及，依托全球信息互聯之大勢，新時代的威權主義統治者們，都懂得利用互聯網操控網絡公共輿論空間，引導公眾輿論。威權政府不滿足於昔日對政治異見者禁言，反而會主動通過官媒和「水軍」向社會提供「另類事實」、「另類民意」，以抨擊自由主義民主制度。這正是本欄曾談及的「獨裁者2.0」模式。慢慢地，民意也開始真的支持這種模式。而另一方要用同樣方法迎戰，魄力和資源卻顯得捉襟見肘，大格局就慢慢改變。
整個變革的轉捩點，大概是2008年，當時全球爆發金融危機，隨後國際油價持續低迷，唯獨中國發展一枝獨秀，俄羅斯也突破了能源外交局限有所斬獲；誘使了更多國家向威權主義轉向，以圖穩定國內動蕩。此後也不是沒有出現西式民主化實驗。中東、北非諸國出現的「阿拉伯之春」，根據另一政治學者Larry Diamond的框架，甚至可以說是「第四波民主化」，但效果卻是悲劇收場：獨裁政權倒台後，這些國家壓抑已久、錯綜複雜的社會宗教矛盾一發不可收拾，缺乏執政能力的新政府無力應對，國家隨即陷入分裂、內戰、饑荒；假如被逼在「伊斯蘭國」和薩達姆式獨裁當中選擇，當地人民會如何選，呼之欲出。即使是特朗普，也公開對埃及新強人塞西將軍推崇備至，而不再理會民主化的理念，餘事可知。
在這情況下，即使在老牌民主國家，「民主」的光芒也逐漸黯淡。特朗普明言不再推動價值觀外交，固然是美國外交立場的一大扭轉；而即使是他本人的施政，也很有威權風格，頒布涉嫌違憲的行政命令、於Twitter公然抨擊法官判決、把主流媒體列為「人民公敵」，如此種種，皆是常規民主國家政客避之不及的地雷。但特朗普並不為此困擾，支持者更是堅定站在身後。歐洲諸國各極右政黨也正以「代表民意」自居，儘管主張屢屢涉及種族歧視、無視少數人權利，作風一如普京，但目前卻如日方中。這樣一來，就是本身不走威權路線的領袖，例如英國文翠珊，也宣佈外交不再推廣民主化了。
說到底，這些都是全球化的濫觴。哈佛大學教授Dani Rodrik的著作《全球化悖論：民主於世界經濟的未來》指出，過去十數年中以歐美國家為主導，旨在打破各國界限，實現國際經貿、人口、社會高度融合的「超全球化」（hyper-globalization） ，實質上是無法與國家民主政治並存的：前者要求的政策，無可避免地，更有利於跨國資本與精英。但對那些久居本土、無力塑造全球化格局的人而言，他們的政治授權、利益訴求與社會身份認同，都在不斷被政府忽略；在他們眼中，所謂全球化的政治現實不是「真．民主」，而是「別人的民主」。當近年反全球化浪潮席捲歐美，各發達國家社會政治生態也顯著兩極化，全球化中既得利益者與「被遺忘者」對立尖銳，民主為不同社群凝聚共識的能力就不再存在。
歸根到底，民主作為一種政治理念和政治組織形式，並不能保證滿足所有人的所有訴求，亦不能保障自身的永續，本來就是一個各方妥協下各取所需的藝術。一旦這藝術的前提不再存在，怎麼辦？不知道。這正是福山在近年一系列新著中對民主建設反思時特別指出的，當中不無自我批評之意。在全球民主退卻的年代，「捍衛民主」的答案，或許根本在民主之外；而這一點本身，同樣諷刺。
呆大
刪除貼文時，段落間要空一行，否則讀者眼睛會花。閱讀興趣自然下降。
威權式的選舉，公元2千年以前的例子是「新加坡李光耀」。
回覆刪除對比「台灣李登輝」。
價值觀悖論困擾歐美政治
回覆刪除2017-02-27 北京日報 楊光斌（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教授）
伴隨著柏林圍牆倒塌、蘇聯解體，鼓吹西方「普世價值」的「歷史終結論」一度讓西方人相信西方的代議制民主就是人類最好的也是最終的政府形式，很多非西方國家的精英階層也在心理上徹底臣服。然而，在還不到一代人的時間內，以輸出「普世價值」為宗旨的民主推廣活動不但給很多非西方國家製造了災難，「普世價值」最終也禍害了西方國家自身。在此情形下，務實的西方政治家們又開始實行有違「普世價值」的價值觀，從而形成了明顯的價值觀悖論現象，全世界為此轉向而愕然。
自由市場在「普世價值」中占有基礎性地位。無論是古典自由主義還是新自由主義，都奉自由市場為圭臬。在西方，自由市場事實上由自由市場的經濟思想、保護自由市場的制度框架、全球化的政治思潮「三駕馬車」構成。
當19世紀開始實行自由市場制度時，德國流行的則是李斯特的國民政治經濟學，鼓吹國家主義而抵擋來勢洶洶的英國商品；而李斯特的貿易保護主義思想起源於他在美國流亡時的所見所聞，整個19世紀的美國是貿易保護主義盛行的時期。二戰結束前，當時最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凱恩斯認為，西方國家之間之所以總是發生戰爭，是因為沒有貿易一體化和自由化而導致利益衝突；於是設計出保護西方自由市場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其中包括IMF和被改成今天的WTO的關貿總協定等制度安排。冷戰之後，勝利的西方自然會把自己的制度推向全世界，於是才有了以自由市場和自由民主為動力的全球化。
這一輪全球化體現了制度變遷的非預期性。以自由市場為動力的全球化至少有以下結果：一是加劇了全球的不平等，二是加劇了西方國家的國內不平等和不公正，三是實行市場經濟的中國的崛起。一句話：全球化讓世界政治的力量對比發生了根本性變化。
在川普總統就職之前，美國等西方國家已經開始搞貿易保護主義。TPP就是對WTO的一種反叛性收縮，以圖把中國排除在經濟圈之外。中國加入WTO時規定，15年後中國自動成為市場經濟國家；但是2016年西方國家都不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同時，西歐、美國還不停地對中國產品進行反傾銷，以「替代國」的作法來衡量中國產品的生產成本和價格標準。2016年是西方國家實行貿易保護主義的標誌性年份：首先是英國脫歐公投成功，這已經是對全球化、地區一體化的重大打擊；接著是主張貿易保護主義的川普當選美國總統，他公然要廢掉TPP，還要對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重新談判，主張傳統的雙邊談判。
這些無疑都是對自由市場原則的重創，也是西方國家因實力下降而改變其價值觀的象徵。
和自由市場原則一樣，作為自由主義民主基礎的言論自由原則同樣產生於英國；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約翰·密爾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的作品《論自由》，其中大談作為自由基石的言論自由。在冷戰時期，西方的「冷戰政治學」，比如美國著名政治學家羅伯特·達爾和喬萬尼·薩托利的民主理論，都是以言論自由為核心的自由主義民主思想體系，以此來抗衡當時作為世界性價值觀的社會主義公正原則。
在言論自由的旗幟下，西方國家國內也產生了文化多元主義思潮。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美國黑人民權運動有力地推動了美國少數族裔的文化權力，到了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最終形成了作為「政治正確」的文化多元主義：價值觀多元化、道德標準多元化、生活方式多元化、授課語言多元化、婚姻形式多元化、家庭模式多元化等等。從政府機構和公共輿論，到社區和家庭學校，言必稱「多元」，而且成為一種不能觸碰的「政治正確」。以至於，一個瑞典小鎮的即將退休的警察冒著被解僱的風險，發出這樣的「推特」：他受理的強姦、盜竊、搶劫等刑事案件，嫌疑人基本上都是穆巴拉克、阿里等姓氏，瑞典姓氏的只有一個，但是警察局就是不敢公開這樣的公開的秘密。哈佛大學校長因一句捯飭實驗室設備女生不如男生而被迫辭職，否則哈佛大學女生就在哈佛校園裸體遊行（性別平等原則）。
凡此種種，文化多元主義的流行使得整個西方社會出現了浮誇之風，虛假泛濫成災。不僅如此，政治正確的文化多元主義是對以基督教文明為核心的「美國信條」的大顛覆。而川普之所以能當選，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代表了美國文化右翼的聲音，以捍衛基督教文明而反擊那些代表多元宗教的文化多元主義。因此，川普當選必然導致美國國內的「文明的衝突」，即基督教文明與文化多元主義之間的衝突。
在西方，言論自由原則導致了文化多元主義，文化多元主義又變成了不可觸碰的「政治正確」原則，而政治正確原則事實上又在限制著言論自由，由此而導致的「文明的衝突」將是未來西方國家的一種長期性政治現象。
受美國獨立戰爭影響而發生的法國大革命，將自由平等博愛寫進其共和國憲法；殊不知，這些基本價值是屬於歷史書寫者的。當其他族類分享這些價值而引發利益糾紛的時候，自由平等博愛中的族類性質就暴露無遺，那就是根深蒂固的白人優越論基礎上的白人至上論。
自由是古典自由主義的核心價值，但是當自由主義的鼻祖洛克主張財產權的自由時，他自己正在從事販奴的生意，奴隸就是他的自由權即財產權。當1830年代托克維爾在美國發現了基於平等化趨勢的民主化浪潮時，他心目中的平等只能是在新大陸上的白人的平等權，而對當時正在對印第安人實行的種族清洗政策視而不見。作為托克維爾的信徒，密爾雖然以《論自由》而贏得「自由主義大師」的稱號，但其在著名的《代議制政府》中毫不掩飾其種族主義觀點，認為代議制政府只能是歐洲人的好政體，其他民族因能力不行而不合適。1857年，印度發生了反抗英國殖民者的大暴動，密爾宣布放棄其《論自由》思想，認為自由權利不是所有族類都配享有的。所有這些，都構成了19世紀的赤裸裸的白人優越論。
面對種族主義的帝國主義，非西方國家的讀書人尚能同仇敵愾地搞民族主義革命。而當社會主義革命民族解放運動肢解了白人支配的殖民主義體系後，白人優越論在冷戰時期被改造為「普世價值論」，把基於本民族的、基督教文明的價值詮釋成全人類價值；結果很多非西方國家的知識精英腿軟下來了，心理上被俘獲了。既然是「普世價值」，人類皆兄弟，兄弟皆平等。按《聖經》信條，被西方搞亂了的大中東穆斯林人自然應該暢通無阻地進入歐洲避難，墨西哥人自然有權利移民曾是自己故土的加利福尼亞州和新墨西哥州，文化多元主義也自然是一種政治正確而批評不得。
但是，移民潮打亂了歐美固有的安全秩序和生活方式，文化多元主義事實上是平等的宗教主義和平等的種族主義，這就從根本上衝擊了白人優越論，因此才有勢力強大的文化保守主義右翼。要知道，柯林頓總統信奉的文化多元主義已經讓文化右翼忍無可忍，因此才有長達幾年的對柯林頓羞辱性的萊溫斯基醜聞案的獨立調查。更讓美國白人焦慮的是，文化多元主義又催生了一個有色人種的黑人總統歐巴馬。川普當選代表了美國白人的恐懼心理，有評論說是美國白人的最後一搏。這不，川普剛剛就任，就宣布在美國-墨西哥邊境修牆，阻擋墨西哥移民並遣返非法移民，還頒布了引起司法官司的「禁穆令」——90天內不給七個伊斯蘭國家的居民美國簽證。我認為，與其孤立主義的經濟政策一致，川普總統的人口政策是典型的19世紀美國的政治傳統——一種白人至上主義的基督教文明。
價值觀具有文化歷史性和政治實踐性，這是其一般規律。在第一個國際政治理論大師漢斯·摩根索看來，把自己的文明體系和自己民族的思想鼓吹為「普世主義的」，是帝國主義才會有的行徑。亨廷頓在其著名的《文明的衝突》中也直言，不存在所謂的普世價值，流行的價值觀是強勢民族國家物質文明的一種外溢，弱勢民族國家的價值觀不可能成為主導性價值。果然，短短的二十幾年內，歐美從鼓吹所謂「普世價值」突然轉而奉行起反「普世價值」的政策，世界還不能適應歐美國家的這種價值轉向。
意大利学者认为西方民主出现“结构性衰落”
回覆刪除2018-03-09 新华社记者王星桥 罗马3月9日电
在刚刚结束的意大利议会选举中，反建制的民粹主义政党“五星运动”成为得票率最高的单一政党。近些年，五星运动没有同其他政党组建联盟参与中央政府执政，但在执掌地方政府方面不断“攻城略地”。意大利有学者认为，这充分说明，越来越多的选民对传统政治力量不信任，对现行政治制度不满意。
意大利地缘政治专家法布里齐奥·弗兰乔西指出，本世纪以来，西方社会深受经济和安全双重冲击，许多发达国家内部治理陷入危机，既有矛盾激化。民众对传统政治精英普遍缺乏信任，对其感到不满甚至愤怒。他说：“在许多西方民主体制国家中，我们发现一种令人担忧的现象，那就是民主正‘退化’为所谓的‘直接民主’，全民公投就是其中的一种形式。而历史经验和常识已然表明，过度的‘民主’其实是在扼杀民主。”
意大利不少政治学者对近年来发生的重大政治经济事件进行分析后认为，西方民主制度面临重大危机，制度根基已经动摇，需要彻底反思并选择改革方案。
意大利国际关系专家皮亚路易萨·比安科说，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曾令西方世界非常乐观，认为西方民主制度高枕无忧。但随着“9·11”事件发生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到来，这种情绪已消失殆尽，对世界现行秩序的警钟已经敲响。
比安科说，西方民主制度已经进入关键拐点，二战后一度稳固的模式已经终结。目前，民众普遍对西方民主制度失望，政治精英也开始反思西方民主弊端。由于政府脱离民众，政治不接地气，许多国家出现抗议浪潮。究其原因，还是政治人物的承诺无法兑现，人民感到受到欺骗。这就是西方世界当今面临的普遍现实。她说，西方民主体系出现了自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的“结构性衰落”，一系列所谓“黑天鹅”事件表明，民众对传统的西方民主制度已经失去信心和耐心。
比安科说，民众把这些归结为西方民主制度的弊端，因为他们坚信欧洲的政治人物“在黑箱中操作他们完全不明白的交易”。这种欧洲精英脱离基层群众的现象被归结为“民主赤字”。
比安科表示，西方国家原本希望其民主制度可以不断向全球扩张，但这样的一厢情愿被证明是徒劳的。人们必须清楚，任何模式都不能照搬，只有走自己的路才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