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人的集體意識中，「知識」與「論述」是沒有地位的○黃哲翰 Dscher-Han Huang at FB (2015.12.30)

【Comment】

這篇非常好，感謝網友OTTO報知。

作者試圖說明，什麼是知識。也勾勒了過去徵引、實例、詮釋意義。

記得日劇《白洲次郎》中，提及他留學劍橋時，報告被教授評為「很用心但一文不值」。他完全不解。

關鍵在arguments。

沒有自己的看法，文章就只是前人成果的堆砌。苦勞是有的，功勞還在未定之天。

題目，是我自己用第一句擅自加上去的。

在台灣人的集體意識中，「知識」與「論述」是沒有地位的○黃哲翰 Dscher-Han Huang at FB (2015.12.30)

在台灣人的集體意識中，「知識」與「論述」是沒有地位的。如果說這是因為重「實學」而輕理論，那倒不是。我認為，那是因為人們長期習慣用「敘事」代替論述、用「詮釋」代替知識。

最簡單的例子就是去看我們自小在學校裡所做的「論說文」的訓練。在這類練習中的「論說」指的是什麼呢？不外乎就是徵引一些名言佳句的人生觀、或是某些約定俗成的共識，再舉實例來敘事，然後對這些敘事進行詮釋。無論進行論說的手法是提論、反駁、或闕疑，也無論論說的議題是生活、社會、或政治，更無論徵引了哪些資料或證據，基本上都跳不出這個框架：重要的是把事情詮釋出「意義」來（請回想一下那些每天被製造出來的成千上萬的論說文、讀書報告裡寫的「啟示」、「心得」、「感想」）、然後呼籲去實踐這個「意義」。這個「意義」多半都是披上了論述和知識外衣的倫理主張。這叫科舉策論，不叫知識論述。

這種科舉策論的方法深入了人們的意識中，乃至於讓人們以為：寫論說、寫申論可以用掰的，特別是人文社科的題材，此外，對公共議題的思考，也始終與倫理主張彼此拖泥帶水；而真正的「科學」、「知識」就是那些沒太多餘地允許隨便一個路人用掰的方式來處理的東西，例如數學、自然科學、資訊科學等。諷刺的是，如此對「科學」的理解，也往往把它化約為單純的技術程序，只要符合這種技術程序的規格來想事情，就叫科學思考。

在這些「科學」規格以外的知識領域裡，特別是當人們聽到異樣的論述時，例如對當前社會的批判、對廢除死刑、多元成家的主張......等等，歸巴豆火就燒起來了。有善意一點的，就會說這些論述是「觀念開放」、「口才很好很會說話」，彷彿這只是論述者個性風采和掰話能力的表現，就是不會相信，那些論述所立基的，是一種科學、是一種知識、裡面有嚴謹的論述、有客觀可供檢驗的原則和原理。

看到有人進行這些論述，使用一些陌生以致於顯得意義空泛的詞彙（例如「人權」）、展現了異樣的思考姿態，就露出輕視的表情，然後這時候——唯獨只在這時候——才宣稱自己是注重現實不空談不讀死書的實學家。實際上，只是在表達自己作為一位科舉策論之空想家的人生態度。

這或許是為什麼台灣人在普遍不讀書的情況下，人生哲學、兩性書、勵志書、成功學的書籍還會暢銷的理由。它們替科舉策論之空想家們提供了唯一的思想的綠洲、心靈的雞湯。

這種氛圍無所不在，也往往讓公知寫手們無法迴避，把調味氣泡水號稱原汁在賣：鏗鏘論述的背後，賣的也不過就是某種「態度」、「觀念」和「閱讀感」，這些合起來就變成一名公知寫手的品牌。

於是眾人也還是不太清楚那些「先進國家」的人們腦袋裡裝的是什麼——「先進國家」之所以「先進」，大概就是「觀念開放」和「人民都很有公德心」吧。

看到一篇談書市的網誌有感：
http://wensonyeh.blogspot.tw/2015/06/blog-post.html#more

*補充一下以示負責：

1、前文所指的那種「論說」方式的根源，當然是傳統漢文化在政治上的不得不然：在要維持龐大一統的集權運作下，必須要充分使用道德象徵的力量，讓每項禮制和行為都有「意義」。關於這一點，不想讀太多理論的話，黃仁宇《萬曆十五年》寫萬曆帝和海瑞的那兩章，就有非常精彩生動的描寫和評論。這套統治方式，是透過儒學上親親尊尊的原則來奠基的，理想上是要依據「仁」的親和性來維持龐大政治系統的河蟹，呃，的和諧，於是萬事萬物必須可以被仁學所詮釋。有趣的是，這種「孔家店」的運作方式，在現代某些西方漢學家（如Fingarette）的眼裡，反而獨具魅力：行禮如儀中的各種被象徵的倫理意義，彷彿有一種魔力，將社會整合在一起，而這一直是「不河蟹」的西方所缺乏的。我小時候還嘗試把這種仁學的親和性與當代社群主義談社會整合關連在一起，現在回想，真是有點好笑。

2、但是也不要太快去主張，歐洲文化的本質就是重理智、重知識等等。這基本上也是個神話。現代歐洲文化中的知識論述相對普及、並且也深入其文化意識，應該可以大致回溯到文藝復興後，新興的資產階級與世俗政權刻意用這種徹底堅持論述的意識來對抗羅馬教廷（也就是刻意去踩教義的禁區，刻意要來「檢驗」一下，或是刻意去論述一下高級教士們的貪污與性生活等個人行為）。那主要是一種政治選擇，而不是單純的「愛好真理」（羅馬教廷也並不因此就是「不愛好真理」、「不理性」）。乃至於當新興政治權貴能與教廷分庭抗禮後，他們也用資助學術研究的手段來展現自己很潮，權貴們以收集最新工藝科技產品、最新研究論著、並讓自己的夫人主持沙龍，作為展示社會地位、延攬名流的手段。因此也出了很多招搖撞騙的江湖術士。當現代國家在這些權貴名流的手中成立後，這種智識文化也帶到了國家機器裡，變成所謂「高級文化」。歐洲當前的智識文化，一半出於他們古代歷史的遺產，一半則是近代歷史的偶然。這並不是用「西方文化重理性思考」一句話就可以帶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