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棋局：泛亞主義與20世紀遠東（三）反目成仇○夏明格(2015.11.28)--1/3

大棋局：泛亞主義與20世紀遠東（三）反目成仇○夏明格(2015.11.28)--1/3

二次革命是孫文在絕望中的一個掙扎。可以說，在它開始之前就是註定要失敗的。因為列強和國際資本主義都已經下定決心支援袁世凱了，孫文唯一的支持者還是內田良平這些老朋友。

這些老朋友想盡辦法，通過日本理想主義者的募捐活動，苦哈哈地給他送去了幾萬塊錢。沒有這幾萬塊錢的話，他沒有辦法買到第三師，連津浦鐵路這場仗他都沒法打的。但是這一仗很快就失敗了。二次革命的失敗不僅是孫中山的失敗，它同時也意味著是內田良平和日本泛亞主義者的重大失敗。這次失敗不僅花光了他們的錢，而且也使他們在日本政府和輿論內部都變得很不得人心，變成了所謂的麻煩製造分子和搗亂分子，日本政府對他們實行嚴密監視和嚴格控制的政策，以至於1913年、1914年以後的十年，泛亞主義者在日本的政治活動進入了最低潮。

最低潮的一個重大表現就是，日俄兩國甚至達成了和平協議，以瓜分東北勢力範圍為條件，規定北滿歸俄羅斯，而南滿歸日本。關鍵不在於這個和平協定具體內容是怎麼達成的，關鍵在於這個和平協定的達成在日本國內輿論來看，就是英日同盟簽署以來，日本當局的進一步背叛，日本當局徹底背叛了解放全亞洲的夢想，不僅跟英國人達成協議——英國人還好，至少沒有直接壓迫亞洲人——還跟俄國人達成協議，那就是絕對是徹底的背叛了，因為俄國人是直接佔領和壓迫亞洲人的土地。而黑龍會成立的初衷，就是為了把俄國人趕出滿洲，而日本當局卻主動跟俄國人簽署協定，把滿洲送給了俄國人，這對於他們來說是一個最終極的、最傷心和最痛苦的背叛。但他們已經沒有辦法。第一次世界大戰是日本泛亞主義的最低潮。

最低潮不是說它沒有民間力量。實際上日本在二戰以前，可以說是上層人士比較親西方，但是人數上不多；民間上反西方的勢力是很大的，但是主要是因為在政治上行不通，被壓住了。如果你在日本上層中去找，有很多資本家，特別是外交界人士和海軍界人士是強烈親西方的。反西方的人也有，但是暫時不占上風。但在民間那個層次，在野的那個層次，如果搞公民投票的話，那麼反西方的是大多數。如果當時日本實行普選制的話，泛亞主義在普選中獲勝是很有可能的。但是當時日本不是普選制，而是有產階級選舉制。在上層人物中，泛亞主義的色彩就比較淡薄了。

這可以說是後發國家的一個常見現象。你在俄羅斯和土耳其也可以看到類似的現象。俄羅斯的貴族階級講法語，把自己當作歐洲人；而農民和老百姓痛恨歐洲人，覺得他們跟歐洲人不一樣。土耳其也是這樣的：上層的土耳其蘇丹也好，還是後來的青年土耳其黨人也好，還是凱末爾主義者也好，他們盡可能地想把土耳其變成一個歐洲國家；但是下層民眾呢，往往是虔誠的伊斯蘭教徒，覺得我們跟基督教徒總是合不來的。所以土耳其有一個很矛盾的現象：西方歐盟要它實行民主，但是實際上，土耳其最親歐的勢力在國內非常反對民主，他們支持軍事政變。因為一搞民主的話，國內的伊斯蘭勢力就要上升。搞民主，一人一票投票的話，伊斯蘭主義者很可能依靠窮人的支持，通過議會政治掌握政權。像所謂的土耳其繁榮黨其實就是這些人。他們掌握了政權搞伊斯蘭化搞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土耳其軍隊就會出來發動政變，把這些民主的和伊斯蘭的勢力壓下去，重新恢復親西方的路線。土耳其在戰後不斷發生政變，都是因為這個原因。少數上層人物通過反民主的手段維持西方的價值觀，而下層的伊斯蘭分子通過民主的手段顛覆西方的價值觀。而恰恰西方就是支持民主的，所以這個矛盾是沒法解開的。

俄羅斯的情況其實跟日本的情況非常相似。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情況也是這樣的。黑龍會這批人提倡的國粹主義、亞洲主義在民間是很有市場的，但是在上層人物中間是上不了檯面的。比較現實主義的人都知道，當今世界還是歐洲人的天下，搞反歐洲是沒有前途的，一定要壓住。讓這些人上臺，那就等於是讓義和團上臺，對日本的國家利益有極大的危害。但是這些人在民間活動，老百姓反倒是比較支持他們。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日本國內的泛亞主義就處在這種情況下。上層人士對他們越來越深惡痛絕，盡力壓住他們，但在民間他們還能夠混得下去。這個時候，他們自己處境都已經這麼難堪了，孫中山的處境當然是更難堪的了。孫中山到二次革命以後，他就逃到日本去。逃到日本去，他的辦法還是到處遊說日本人，大講泛亞主義的好處，希望日本來支持他。但是支持者已經很少了，而且全都是民間人士。支持他的人自己在日本都是不受歡迎的人，日本上層的政治家把他們當瘟疫一樣，基本上是閉門不理，怎麼說也不肯理他。他就這樣在鬱鬱不得志的情況下，混過了從1913年到1923年這悲慘的十年。

你翻查記載中國革命史的著作，會認為這是中國革命失敗的十年。為什麼會失敗呢？就是因為日本的當權派跟袁世凱和段祺瑞達成了協定，他們決定支援北洋政府，首先有善後大借款，後來有西原借款，這些都是日本精英階級支持北洋政府的證據。但是日本精英階級不是無緣無故地支援北洋政府，他們是為了英國主持的國際秩序而支持北洋政府的。他們希望日本人做國際秩序的優等生，跟著英國走，通過合法途徑給日本人爭得地位，因此他們不希望採取反西方的革命手段。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所以日本國內的泛亞主義者在明治維新以前還是聲勢浩大，在這個時候卻處於革命低潮，變得很抬不起頭來。正是因為日本的泛亞主義抬不起頭來，而日本的泛亞主義者保護和撫養的孫中山和中國革命黨人，也就跟著抬不起頭來了。孫中山在中國的失敗和北洋政府在中國的勝利本質上講，它是日本現實主義者戰勝國內泛亞主義者的結果。而日本現實主義者和親西方派戰勝國內泛亞主義者實際上又是國際關係演變中實力對比的體現。它是日本人認清了國際形勢，決定不走反歐洲路線的結果。

但是這個格局只有在大英帝國的霸權能夠維持的情況下才能維持。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大英帝國的霸權衰落了，它開始採取系統的撤出遠東的政策。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和日本這兩國原有的國際體系和國內體系都開始動搖。在中國，可以說，1905年以後晚清的新政政府和北洋政府，執行的都是維護國際體系的政策。在日本，英日同盟簽署以後，一直到九一八事變這段時間內，日本的政策也是執行的是國際協調主義。這兩者是相互配合的。袁世凱和段祺瑞能夠在中國當權，就是桂太郎能夠在日本當權的一個投影；而國民黨在中國的失勢，和頭山滿、犬養毅在日本的失勢是一個鏡像關係，是同一歷史進程的一部分。但是英國人一旦撤出，雙方也就開始同時不老實了，也就覺得是革命的新的機會開始出現了。照日本主流歷史學家的記載，這個現象就是，大正民主後期國粹主義和泛亞主義的抬頭。這方面，一方面是因為從明治到大正，日本的議會政治有了進一步發展，也就是說是，明治時期，政府可以用強硬手段壓制反對派的這些活動，但強硬手段在民主的進一步深化的情況下就不能實施了。

不能實施就產生了一種類似土耳其的現象。首先，民主是一個西方的價值觀，日本擴大民主，主要是為了配合西方、討好西方的措施，但是擴大民主的結果，恰好在民間為反西方勢力的抬頭創造了條件。土耳其如果不搞民主的話，可以說伊斯蘭勢力還出不來，青年土耳其黨和凱末爾主義者可以通過專制手段把他們壓下去。俄羅斯如果不搞民主的話，布爾什維克也起不來，沙皇政府和斯托雷平政府也可以用專制手段把社會黨壓下去。但是一搞民主的話就沒辦法壓它，它自動就起來了。你就可以看出這是一個很難解決的矛盾：如果一個國家的文化底蘊不是基督教西方的文化底蘊，那它搞民主的結果很可能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不民主，你還可以實行親西方的路線，依靠少數精英人物、上層人物搞小圈子的親西方路線；一搞民主，那麼民粹主義的反西方路線馬上就會抬頭。中國、俄羅斯、土耳其和日本全都是這樣。大正民主產生的一個附帶的效應，就是使本來已經被壓制下去的日本國粹主義者和泛亞主義者借助民主的程式重新抬頭。

而在中國這方面，國民黨的抬頭則是它改換投機門庭的結果。孫中山開始跟蘇聯接洽，希望蘇聯給他日本所不能給的東西。我們得公平地說，孫中山開始是腳踏兩隻船的，他在日本碰了很多次壁以後，開始跟蘇聯談判。但在談判的初期，他是腳踏兩隻船的：一方面他跟越飛發表《孫文越飛宣言》，依靠蘇聯的支持，打回廣州，建立廣州革命政權；另一方面，他派李烈鈞這些人到日本繼續接洽。在他一生中最後一次活動，到北京來參加西山會議這最後一次活動的途中，他從上海調頭東渡到長崎，在日本發表了他一生中最後一次重要演說，這就是他著名的神戶泛亞主義演說。在這一次演說中間，他最後一次向他在日本的朋友諄諄教導，無論西方多麼強大，他們歸根結底講的是強權即公理，王道政治是只有亞洲人才懂的，他最後一次希望日本朋友們支持他，不要忘記泛亞主義的理想。

但是這個演說基本上沒有發揮作用。不是說他的演講講得不好，而是因為他在日本的朋友，這時候都處在在野的狀態下，沒有辦法説明他。而他自己當時已經患了肝癌，所以說，他知道他自己的壽命不久了，他已經等不到他的日本朋友重新掌權的那一天了。他不知道他還能活多久，但是可以肯定他活不了三年了，也許他三個月就死，也許他三年就死，但他能夠利用的也就是幾個月到幾年的時間。在這個短時間內，能夠援助他的只有蘇聯人。所以儘管李烈鈞、張繼、胡漢民這些老黨員都反對他聯俄，他還是在一生中的最後關頭作出了聯俄的決定。聯俄導致了國民黨內部權力結構的迅速改變。老一派的黨員李烈鈞、張繼、鄒魯這些人，隨著廖仲愷案件後的清洗，隨著西山會議派的被取締，退出了國民黨的決策層。蔣介石和汪精衛這一批新派，也就是左派人士，趕走了胡漢民和許崇智，控制了廣州革命政權。他們依靠蘇聯的援助，趕走了吳佩孚，通過北伐，建立了南京國民政府和後來的國民黨政權。

但是他們剛剛建立南京政權，日本的政局又發生改變了。老一輩國民黨人期待已久的事情終於發生了，就是犬養毅和大正時代殘留下來的泛亞主義者終於成功地奪取了政權，在1931年。但是這時已經太晚了。這時候的國民黨已經不再是孫中山時代的國民黨，它的立場已經不再是跟著日本老大哥打倒歐洲人對東亞的霸權了，它的路線是跟蘇聯人聯合起來，把帝國主義趕出亞洲。它的路線仍然是反帝反西方的，但是保護人已經由日本變成了蘇聯。改變立場的這個新國民黨的勢力，和他們在東洋的老朋友的勢力，在滿洲發生了第一次嚴重的碰撞。碰撞的結果就是九一八事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