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棋局:泛亞主義與20世紀遠東(二)英日同盟○夏明格(2015.11.25)—1/3
英日同盟的建成,對日本內部的憲法結構有巨大的影響。因為明治維新以後的日本是處在一個混沌未定的狀態,它以後走哪條路其實跟後發國家差不多,外交會直接影響內政。
如果大清能夠扶植得起來,它走上泛亞主義的道路,那它有可能搞成一個東亞共同體這樣的組織,把中日韓連起來對抗西方的;如果它走親俄的道路,那麼它就會走上一條歐亞主義的道路,也是變成一個大陸國家的聯盟來反對英國的海上勢力;走上英日同盟,那就是意味著東亞的國際協調體系正式建立了,日本作為英國的代理人,它必須按照西歐國家的規範去塑造它內部的憲法結構,因此日本必須是一個類似英國的君主立憲制的國家,走海軍為中心的路線,在外交上採取追隨英國的政策,在遠東首先體現為以英日協調為基礎的國際協調。
英國人是很會利用日本的,這就是說,它能夠以最小的成本實現它的目的。英日同盟的實質是什麼呢?就是英國負責制定規範,而日本負責幹活,去出力維護這些規範。英日同盟簽訂以後,英國人很少在遠東用兵。在義和團之戰的時候,英國只派了為數極少的一點點英國軍官過來,這些軍官在威海衛停留了一下,招募了一些山東人,然後帶著這些山東人在大沽口登陸,然後他們說這些山東人就是參加國際維和部隊的英國軍隊了。實際上英國軍隊根本就不想打仗,它依靠的是日本軍隊。日本人是下了血本的,派了幾萬人,而且是全國最精銳的部隊;英國人派來的是象徵性的、禮儀性的部隊。但是日本人負責執行英國人的政策。這不是第一次。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時候也是這樣。英國把海軍主力全部撤到北海去,負責監視德國人,把遠東空下來,然後組織一支英日聯合艦隊去清除德國的太平洋艦隊。名義上叫英日聯合艦隊,其實英國人連一艘大軍艦都沒有,全都是日本的軍艦。而日本人是把家裡面的打狗棒都拿出來了,全部主力都拿出來追殺德國人。
這個任務是非常困難的,因為德國的海軍是僅次於英國的,而德國的太平洋艦隊比德國的地中海艦隊還要大。英法聯軍在地中海追剿德國地中海艦隊,結果沒有追上,那支艦隊一股腦開到君士坦丁堡去。而德國艦隊一到君士坦丁堡,立刻就引起君士坦丁堡內部的政變。本來土耳其帝國傳統上來講是親英反德的國家,但德國艦隊一開到的話,內部的權力傾向就改變了,親德派一下就占了上峰,於是土耳其倒向德國去,配合德國封鎖達達尼爾海峽。這件事情實際上最後就是送了沙皇的命。因為俄國一旦被封鎖以後,俄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出口外貿都被卡在達達尼亞海峽,進不了地中海了。但是如果德國那兩艘軍艦就在地中海被皇家海軍殲滅了,那麼土耳其人會不會加入德國這一方是很難說的。因為土耳其或大清這樣比較落後的國家,沒有先進武器,國內又有不止一個黨派在爭奪,這時候如果哪一方突然得到強有力的外援支援的話,那就馬上能夠打破國內政治平衡。後來蔣介石在廣州能夠得到蘇聯武器,一下子就打破了北洋軍閥時代的權力平衡。本來以前孫中山北伐的時候是始終打不出廣州的,一旦得到蘇聯支持他就可以打出去了。這就是一個顯然的證據。本來恩維爾帕夏和傑瑪律帕夏這幾個人是相持不下的,德國艦隊一來,恩維爾帕夏立刻就占了上風,改變了土耳其的權力平衡。可以說是,國體還沒有確定的後發國家,國內的政治平衡都是很脆弱的。朝鮮的開化黨和事大黨之間的平衡,實際上也是由甲申政變打破的。
而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後的初期,它的權力平衡也是不穩定的。像最先掌權的,其實是伊藤博文那一派,如果在伊藤博文他那派還能掌權的時候,俄國人能夠適當的配合他一下的話,那麼日本後來的發展路線就截然不同了。就是因為俄國人不配合,伊藤那一派走不通,外交上走不通,內政上也就很難走通,他也就跟著下臺了。在山縣有朋和桂太郎上臺以後,英日聯盟的步驟就一步步打開,最後等到英日聯盟締結以後,日本的基本道路就被鎖定了,它必須得在外交和內政上都要學著英國,跟著英國走,當英國的代理人。在日俄戰爭、辛亥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戰這三個緊要關頭上,日本人在遠東發揮的主要作用就是充當英國的代理人。你也可以說是日本這個代理人當得相當老實,它有機會佔便宜的時候都沒有利用。在辛亥革命的時候,它如果採取分割東北的措施的話,當時其實是沒有人能攔住它的,英國人也不一定會反對。但它對英國人主持的國際體系是異常忠實的,絕對不越雷池一步,而正因為這一點,所以英國人也相當信任它。
這一點對日本國內的影響是什麼呢?就是最初在甲午戰爭以前,本來很有希望在中日兩國都獲得政權的泛亞主義者,在中日兩國同時都失敗了:梁啟超也好,孫中山也好,宋教仁也好,在大清這方面都是失敗者;在日本這方面呢,曾根俊虎也好,頭山滿也好,玄洋社也好,內田良平這些人也好,也都變成了失敗者。這時候就面臨著你是做現實主義者還是做理想主義者的問題。如果你說,東亞文化畢竟還是好,我要做一個理想主義者,你們雖然是講現實的,但我是要堅持我自己的理想,那你就很難做官了,因為你主張的政策跟內閣首相和大臣的政策不一致,那麼大臣是不會用你的。要麼你就改變自己的立場,你去配合現實主義。所以就當時日本的國內氣氛來說,其實是,理想主義者在野,堅持泛亞主義的立場;而現實主義者在朝,實行親英的外交政策。
比較現實的人,像後來的首相桂太郎,就改變了立場。你去查桂太郎這個人的履歷,你就會發現他開始進入政壇的時候,跟曾根俊虎、內田良平、頭山滿他們那些人是一夥的,他們都是振亞社、興亞會那些組織的成員,他開始的時候也是主張泛亞主義的。但是在官方這一層面,泛亞主義的路線走不通。日本走向親英的路線的時候,他自己也改變了路線,不但改變路線,還做得非常積極,極力配合推動英日聯盟的締結,所以他的後半生變成了英日聯盟的積極支持者。但是也有另外一些人,像曾根俊虎、宮崎滔天這些人,他們是堅持原則的,他們認為日本武士道就包括了只講道義、不講事功這一個精神性的層面,做不做官、發不發財不重要,堅持理想主義才是重要的。那就是說,至少在政府堅持英日聯盟這一段時間內,你這一派人就別想做官了。
他們在官場沒有辦法發展的結果,就是建立了民間的革命團體。民間的革命團體有兩重意義。用中國式的話來說,那就叫做什麼呢?內爭人權,外爭國權。在國內內政上要做什麼呢?就是要反對當權派。當權派的政策是,一方面在經濟發展上講,走官僚資本主義路線;另一方面,在外交上講,走親英和配合歐洲列強的路線。在他們看來,這兩者是不夠理想主義的。等於說是在外交上你跟英國人走,就等於是幫助強者欺負弱者。大家都是亞洲人,都是黃種人,而你卻幫著白種人,配合白種人,當白種人的代理人。這樣做雖然是有實際利益的,跟著大英帝國走有糖吃,自己搞泛亞主義那是沒糖吃的,但是這樣做是不高尚不光榮的。另一方面在國內,你採取的是幫助富有的資本家,把老百姓放在一邊的這個政策。在國際上你是幫著強者整弱者;在國內上呢,你是幫著有錢人整沒錢人。而天皇不是這樣的,天皇是愛民如子的,是窮人的救星和大靠山,而你們跟著資本家走,這難道是天皇的本意嗎?這絕對不是的。這是天皇被奸臣蒙蔽了。我們這些真正的忠臣,絕不相信這是天皇的精神,我們完全理解天皇的精神跟人民是一體的,我們愛人民,愛天皇,就是不愛你們這些資本家。在國際上我們要打倒你們跟歐洲人合作壓迫黃種人的路線,在國內我們要打倒你們跟資本家配合,蒙蔽天皇,壓榨人民的這種反動路線。這就是泛亞主義者在明治後期和大正前期的基本路線,這是一條革命路線。
革命路線產生了早期的民權運動。民權運動有一個著名的組織就是玄洋社。大家對這個玄洋社改名以後的名字比較熟悉,玄洋社改名以後改叫黑龍會。但是玄洋社開始產生的時候,它是自由民權運動的主力。自由民權運動在國內和國外這兩大領域採取實際上行不通、但是喊起來非常有誘惑力的理想主義的口號。民權運動在日本國內憲法結構上的主要作用就是,它最初發揮了有效的壓力集團的作用,把明治以後初期由派閥和華族壟斷的統治體系給動搖了,迫使開放內閣,局部地進行讓步,局部地引入了一些議會政體的因素。照伊藤博文的說法,他對付這些民權派不斷搗亂的做法就是,只能藏身於袞龍之袖,希望天皇下詔,解散國會,這樣維持內閣本身。但是天皇解散國會又重新選舉,自由民權派仍然能夠得到相當多的選票,這些選票仍然能使他們在國會中給政府不停地搗亂。最後的政策是進行讓步。這個讓步在各國議會政治初期都出現過,就是當權派讓步,容許政黨組織分享一部分權力。日本政黨政治開始形成,可以說是自由民權運動立了很大功勞的。
但是成功以後,他們就開始分化了。因為政權一旦開放,就意味著原先的反對派可以通過議會補選,你也有做官的希望了。有了做官的希望,就自然有人禁不住誘惑,當初我們搞民主運動是為什麼呢?不就是為了我們也能做官嗎?現在他們讓我們做官,我們還鬧什麼呢?我們直接被收買不是更好麼?於是自由民權運動也就自動地分化重組了。這個情況跟十九世紀社會主義運動差不多,等到社會黨人有資格組閣的時候,那我們還要不要社會主義呢?像米勒蘭這種人就是,只要能當上內閣部長,Marx不Marx的,那可以放一邊不管。比較極端的,像Lenin這些人就說,你們是修正主義者,工人階級的叛徒,打倒議會政治,該死的清談館。其實日本自由民權運動也是這樣的。比較現實主義的那批人,在經過體制改革以後,就被體制收買了,變成了體制的一部分。而堅持不妥協的這部分,其中就包括玄洋社,他們就覺得,議會鬥爭不足以實現我們的理想,我們要把暴力革命和議會鬥爭結合在一起,於是就漸漸走向了暴力革命甚至恐怖主義的路線。在歐洲,Lenin他們這一派,最後和社會民主黨人分道揚鑣,就是因為這一點。而玄洋社這個組織呢,它在日本政治的生態位當中,跟其他的自由民權派組織的關係,也就恰好是共產黨人跟社會民主黨人的關係。社會民主黨人是可以收買的,進入體制;而共產黨人則是無法收買的,堅持在體制外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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