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ent】
【戰後70年】安倍談話的德國觀點──蔡慶樺：一次改變了德國的演講○蔡慶樺 at 天下獨立評論(2015.08.16)
今年是二次世界大戰結束70週年，日本也以原爆受害者身份，哀悼戰爭之殘酷。安倍晉三於8月14日，在各國矚目、國內外各種政治勢力關注下發表了演講。他在演講中為了日本引發的戰爭的恐怖曾造成無數無辜者—包括台灣—的巨大苦痛而道歉，但沒有直接承認日本對慰安婦的責任。他同時強調，日本未來一代不應該不停謝罪，但是日本仍應該記取歷史教訓，以確保區域和平穩定。
這個聲明，可以說試圖在國內民族主義勢力與鄰國期待間取得平衡，既維持道歉立場，但又未全面承擔戰爭與政治責任，並且盼望一切戰爭罪責的討論，在這一代告一段落，毋須再延續下去。每一個政治勢力都能在這個聲明發現令人滿意以及不滿意處。但是，持平地說，以安倍面對的國內外複雜政治立場，他能表達反省，及維持以往內閣對侵略及殖民歷史的道歉立場，確實已可肯定。
只是可惜的是，終戰70周年是一個很好的歷史契機，安倍可以好好把握，全面反省日本的戰爭責任，進而確立他在世界史中的定位。然而他失去了機會，在慰安婦問題、戰爭罪責問題上未能確實清楚呈現日本的政治倫理角色，南韓總統已公開批評安倍的間接態度令人不滿。在歷史中，有些時刻的聲明、演講、決斷，能夠區分出好的政治家以及偉大的政治家，而安倍所錯過的，正是這樣的歷史時刻。
相對於德國，在二戰結束40年時，曾有一個這樣的時刻，一個總統，針對一個國家的侵略者角色、政治倫理、和平責任，發表了一篇演說，改變了這個國家的命運。
1985年5月8日，德國總統魏茨澤克（Richard von Weizsäcker）踏上了當時還在波昂的聯邦國會大廳，對着國會議員、全德國、歐洲以及全世界發表紀念終戰40週年演講。1945年的5月8日，德國投降，結束了二戰的歐洲戰場，許多人認為這是德國的戰敗日，但魏茨澤克拒絕這種說法，而稱5月8日是德國從「納粹暴力統治的殘害人性體系」中脫離的解放日，德國的戰敗對於德國自身的福祉、對於歐洲的安全甚至對於全人類的人性尊嚴都有利，因為那是真正意義的解放。他說：
5月8日對我們來說，首先是一個記憶之日，必須記住人類曾受那些苦痛。這同時也是一個紀念我們的歷史的日子。我們對這一天愈誠實以對，我們就愈能面對我們造成的那些結果，並負起責任。
5月8日是記憶之日。記憶，就是對於一件歷史誠實而純粹地紀念，讓這件歷史成為你內在的一部分，這要求我們的絕對誠實。我們今日哀悼所有戰爭及暴力中的亡者。我們悼念600萬在集中營中被殺害的猶太人，悼念所有因戰爭受苦的民族，尤其是蘇聯波蘭被捲入戰場而犧牲的性命，悼念德國犧牲者......悼念被納粹迫害及殺害的吉普賽人、同性戀者、身心障礙者、不同宗教及政治信念者，悼念犧牲的共產黨人及工會人士、我們悼念死亡的人質，我們悼念那些在德國入侵國家反抗納粹的志士們......
魏茨澤克以總統之姿，對因為二戰而犧牲的各種受難者道歉，並毫不保留地籲請德國人民必須記住德國人曾經犯下的罪行，他說，記憶，才是唯一通向和解的道路。當然他知道，下一代的德國人未參與戰爭，厭倦了承擔父輩祖輩的罪行，他也認為以「集體罪責」（Kollektivschuld）加在全體德國人身上，並不恰當，但是，所有德國人確實都承受了先人所留下來的「沉重的遺產」，這是不可能擺脫的，所有德國人都必須接受德國的陰暗面，直面並處理這一段歷史。他在演講結尾呼籲：
我們的年輕世代在政治責任中成長。對於當年發生的一切，青年人們雖不必負責，但是他們必須對那段歷史產出的後果而負責。我們這一代所虧欠他們的，不是滿足他們的夢想，而是給予他們正直。我們必須協助青年人去理解，為什麼記憶這麼重要；我們必須幫助他們，清晰地看到歷史真相，沒有任何偏頗，不訴諸烏托邦的教條，也不訴諸道德優越。
我們在我們自己的歷史中學到了，人類的能力何在，我們不自滿，我們找回了人類的身份，因而變得不同、變得更好。我們永遠無法達成最完滿的道德狀態，也沒有任何人或任何國家可以達成！我們以人類的身份學會了，作為人類，我們在危境中，但是我們永遠有再次克服危境的力量。希特勒一直致力於煽起偏見、敵意及仇恨，而我所盼望年輕人的：
請不要被煽起敵意及仇恨而去反對其他人類、反對俄國人或美國人、反對猶太人或土耳其人、反對另類的或保守的、反對黑人或白人。
請您學會彼此共存，而非彼此爭鬥。
讓我們這些被選出的政治人物也牢牢記住這些，
讓我們能作個好榜樣。讓我們珍惜自由，為和平而努力。讓我們堅守法治，讓我們堅守內在的正義尺度。
在5月8日的今天，我們都盡己所能地，直視歷史的真相。
魏茨澤克這次演講談論了德國戰後的世代責任、德國的國際角色、戰爭對德國人以及對全人類的歷史意義，首次在官方場合明確定義了5月8日是解放日，以總統的高度讓對於德國仍有疑慮的國際社會了解，德國將如何努力確保那場戰爭未來不會再發生。他的毫無保留的真誠，打動了在場的所有人，以及同時聆聽着的他國。
在魏茨澤克登台演講的前幾天，發生了「比特堡事件」（Bitburg-Kontroverse）。美國總統雷根來訪，當時的德國總理科爾（Helmut Kohl）安排在5月5日帶着他去參訪位於比特堡的軍人公墓，引發極大爭議。因為那個公墓除了埋葬因戰爭而犧牲的軍人，也有43個納粹黨衛軍的墳墓。科爾盼望安排美德和解的儀式，以讓德國重回戰後國際秩序，因此雖然倍受爭議，他仍然堅持在比特堡紀念戰爭的犧牲者—包括美國軍人、德國軍人，以及納粹黨衛軍。
這可以說是德國版本的「參拜神社」事件，只是更為複雜的是，牽涉到他國元首。《時代》雜誌即以「比特堡的慘敗」（The Bitburg Fiasco）為題評論美國總統不宜參訪德國軍人公墓，國會亦以壓倒性多數建議雷根取消此行程。哲學家哈伯瑪斯撰文「對過去的清除」（Die Entsorgung der Vergangenheit），嚴詞批評科爾只想清除歷史，而非面對歷史。就是在這個背景下，魏茨澤克的演講有着特別政治與歷史意義。他在國內外批評聲音中，介入了德國的歷史政策，將德國帶回到一條正確的歷史道路。
這是一次具有世界史意義的演講，大約45分鐘，卻改變了一個世代。當時以色列駐德國大使表示，這個演講，「是德國戰後歷史的閃耀時刻」。這個演講，也促成了以色列在該年10月安排魏茨澤克訪問，這是德國歷史上第一位總統出訪以色列，為兩國關係作出了不可估計的貢獻。當年，這個演講被翻譯為全世界二十幾種語言，德文演講全文被編輯成小冊，發行量超出兩百萬。他演講的錄音、影像，在全德播放。總統府接到超出六萬封德國民眾來函，表達其感動。魏茨澤克從1984年起擔任了十年總統，任內完成了德國統一，而最為人記得的，就是這次對於德國責任的動人而且清楚的演說。
1984年，在他就任時，表示要成為「全民總統」（"Präsident aller Bürger"），並引用腓特烈二世的名言「統治者是國家的首位公僕」（Der Herrscher ist der erste Diener des Staates），自許能夠為全德國人民的福祉尊嚴以及全歐洲的和平未來服務，他也確實做到了。德國總統並無實權，而是對外代表國家，魏茨澤克可能是在德國歷史上最讓德國人驕傲的總統，因為他代表了一個勇於承擔、面對歷史的道德形象。他在德國歷史以及世界史上都確立了自身不可動搖的地位，媒體稱之為「共和國的國王」。
今年1月31日，他以94歲高齡逝世。德國政府為他辦了國葬。在葬禮上，現任總統高克（Joachim Gauck）發表悼詞，稱魏茨澤克是「國父」（Pater Patriae），因為「他以那個演講，貢獻了他的祖國。」甚至「治癒」了祖國。
外交部長史泰因麥爾（Frank-Walter Steinmeier）讚許魏茨澤克是德國歷史上無比傑出的政治家，並在媒體發表專文道：
德國哀悼魏茨澤克的逝去，哀悼一個人、一個政治人物、以及一個政治家，他為德國在世界上的形象作出了偉大的貢獻......他的1985年終戰40周年的國會演講，是德國歷史上的里程碑。演講中的核心概念，德國在1945年的5月8日並非被擊敗，而是被解放，這為兩個德國以及世界上許多國家的人民帶來了真正的自由。
對於德國人自己來說，當時德國總統的這個演講，也為他們帶來了解放。他們得以從『那場戰爭是為了對抗敵人以爭取生存機會』的終生謊言中解放出來。他們知道了，德國只能藉由這場軍事潰敗求得生存。而魏茨澤克之前的政治人物，並無勇氣說出這個事實。
史泰因麥爾也呼應了高克的「治癒」說，回憶當時他還是學生，他們那一代的年輕人聽着總統的演講，覺得自己被接受了，也被認真看待了。前國會副議長芙爾梅（Antje Vollmer）也說她們那個戰後一代，在這個演講後，才感覺這個德國不再是異國，才能「再次移居回祖國」。
那個拯救了一個共和國的演講已經過去三十年了，德國在處理轉型正義及與被害者和解的議題上所展現的誠意與高度，深受國際社會肯定。國際社會並不認為這個世代仍然帶着罪過，或者必須不斷道歉，因為這個世代的德國人，確實記着魏茨澤克的話，繼承了那「沉重的遺產」，學着「彼此共存，而非彼此爭鬥」。
安倍強調日本未來一代不應該不停謝罪，國際社會當然也不須要求日本未來世世代代都為了第二次世界大戰表示歉意。但是，這個時代的人們能夠做些什麼，或不該做些什麼，以承擔起世界和平及穩定的責任？日本什麼時候才能真正解放？這才是安倍必須以真誠態度自問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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