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事件的世界意义及其对中国的警示—5○张文木 at 观察者(2014.12.28)

三、乌克兰事件对中国的警示

俾斯麦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社会舆论通常只有回顾整整人类一代的历史，才能了解在对外政策中所犯的错误，

而Achivi qui plectuntur（应当得到报应的希腊人）不总是错误举动的直接的同时代人。政策的任务就在于尽可能正确地预见到别人在现成的状况下会做些什么。这种远见的能力，很少是生来就能达到这种程度，以至不需要相当的实际经验和个人知识，就能发挥作用。”[84]俾斯麦的这句话是说给德皇威廉二世治下的德国人听的，但对百年后的中国人也许更有意义。[42]

乌克兰事件的影响是全球性的，其中如下的一些经验教训对中国而言，是有警示意义的。

第一，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对此有人疑问说只要严格依法行事，一切问题都会顺利解决。但2014年导致国家分裂的乌克兰危机就是亚努科维奇单方面“严格依法行事”[43]的后果。我们知道，法是由自然法和成文法组成的，自然法在相当的时候是力学而不是法学表现，力学的事在人类历史中就是阶级斗争的事，是多数对少数还是少数对多数专政的事。2014年乌克兰事件的前后变局就是阶级斗争的力学证明。毛泽东说得透彻：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44]

阶级斗争的结果确定后——由此形成自然法，“实在法”或“成文法”才能随后产生。资产阶级在上升时还是承认暴力即专政高于法律的天然价值[45]，当他们上升为统治者后，为了迷惑被压迫者的反抗和捆绑住无产阶级（比如巴黎公社）的手脚，他们便掩盖了自然法中的暴力原则——尽管他们对待劳动者反抗（比如各式占领华尔街运动）时毫不手软，将自然法归纳为所谓“正义”、“程序”、“理性”等抽象的“普世”原则；为了颠覆无产阶级已经取得胜利的国家，他们便偷梁换柱，将专政的内容用法律悄悄地取而代之，用法律捆绑宪法，将宪法中的无产阶级斗争的成果用“硬可十年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拱卒”的劲头，虚化为一条条具体的律文，使人在对不同的法律解释及其争论中淡忘国家政权的阶级属性，最终达到改变国家的无产阶级属性的目的。为此，列宁针锋相对地提出与“无产阶级专政”紧密结合的“劳动阶级的法权意识”[46]的概念，1906年列宁指出：

专政就是不受限制的、依靠强力而不是依靠法律的政权。[47]

1918年列宁再次坚持并进一步发挥了这个观点，指出：

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48]

列宁的观点在今天看来也是深刻的，列宁的这个观点之所以为所谓“自由主义”学者憎恨，只不过是因为它将国家问题的实质简单明了和赤裸裸地展示了出来。毛泽东更是直接向“资产阶级法权”挑战，提出将自然法中的革命原则纳入无产阶级法权（亦即列宁所说的“劳动阶级的法权”）“造反有理”[49]的学说。如果我们尤其在国家出现重大危机的时刻忘记了阶级斗争，忘记了人民民主专政，忘记了“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50]的道理，那我们就丧失了劳动阶级的法权意识并被资产阶级法权缚住手脚，若真如此，迷信资产阶级法权万能的苏联戈尔巴乔夫、乌克兰亚努科维奇，就是前车之鉴。

仅靠所谓“软实力”就能被人承认的大国，世上尚无先例。有人说，别跟美国斗，美国是老大，跟老大斗是没好结果的。这话不对。当年美国就是跟当时的老大即英国斗的：1812年英国打到美国境内，结果硬是让美国人赶了出来；紧接着美国又通过两次世界大战联手苏联，挤垮了英国主导下的欧洲霸权，又联手欧洲打垮了苏联霸权，最终争得独霸世界的地位。苏联也是在向欧洲挑战中走出来的。

在今天的“新凡尔赛体制”中俄罗斯失去了东欧——这也是当年苏联对它们过度挤压的结果；现在西欧力量再次扩张到了东欧，逼到乌克兰，直接挑战俄罗斯的生存底线。这使得俄罗斯人抛弃了西方宣扬的“民主”神话，不太相信什么“软实力”了，直接动用坦克解决问题。有意思的是，在俄罗斯坦克进驻克里米亚后，香港所谓的“民主派”也消停了相当一段时间。他们大开眼界，真正看到了什么叫“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51]。这时的他们才可能明白仅靠“公知”们的嘴皮子是不能颠覆历史的，而在昨天他们还真以为手捧几枝“茉莉花”就能搅动这个世界。

书生切莫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52]。在政治，特别是在政权问题上，空谈是要不得的；面对西方的节节进逼，逃避是没有出路的；不反击，西方就会得寸进尺。现在许多人像迷信赛金花[53]一样迷信软实力的功效，其实，过度迷信软实力的结果就是没有或放弃实力。很多人以为历史是在左右逢源中创造的，好像经济发展了，国家政治达到了西方“民主”标准，就能被西方所接纳。当年赫鲁晓夫和后来的戈尔巴乔夫就是这样认为的。1959年12月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赫鲁晓夫“他不是老练的政治家，不大懂马列主义，不讲原则，翻云覆雨。他一怕美国，二怕中国。他的宇宙观是实用主义，这是一种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他缺乏章法，只要有利，随遇而变。迷恋于暂时的利益，丢掉长远的利益。”[54]

基辛格看出了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这两位政治人物的联系，他说：他（赫鲁晓夫）在启动改革过程这方面，可谓是戈尔巴乔夫的祖师；改革的影响他并不了解，改革的方向却叫他追悔莫及。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甚至可以说共产主义覆亡始于赫鲁晓夫。[55]

今天的乌克兰那个被赶跑至今不见踪影的总统亚努科维齐就是这些“民主”神话的牺牲品：他与反对派玩宪法，以为严格依法办事就能解决一切问题，结果给国家带来混乱和灾难。当俄罗斯坦克开进克里米亚的时候，乌克兰那个从监狱出来的“女侠”也不吭声了，她看到政治是带血的。

事实上，西方与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矛盾的焦点并不在于生产力的高下而在于中国更具竞争力的政治制度。1991年撒切尔在美国休斯敦说得很明白，她说：

苏联是一个对西方世界构成严重威胁的国家。我讲不是军事威胁。从本质上讲，军事上的威胁并不存在。我们这些国家装备精良，包括核武器。我指的是经济上的威胁。借助计划经济，加上与独特的精神和物质刺激手段相结合，苏联的经济发展指标很高。其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过去比我们高出一倍。如果我们再考虑到苏联丰厚的自然资源，如果加以合理地运营，那么苏联完全有可能将我们挤出世界市场。因此，我们一直采取行动，旨在削弱苏联经济，制造其内部问题。[56]

我们的时代仍没有超出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代，共产主义仍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奋斗目标。斯大林说：“天下什么力量都可能消灭，惟有‘民族’的力量是不会消灭的。”[57]，因此，我们的主要对手不是分布于北美和欧洲的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和人民而是国际垄断资本。我们的历史任务是联合包括英美国家在内的世界被压迫的人民和民族最终打倒国际垄断资本及其帝国主义势力；又因为国际垄断资本是与世界各国人民和民族为敌的，所以我们的事业并不孤立并且是可以取得更大胜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