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為中國人

【Comment】

VOA文章中舉的李敦白的例子並不能告訴我們：台灣住民（包括1949外逃台灣的高外人）是否為中國「其心必異」的「非我族類」？

外逃台灣，特別是自己或家族申請過綠卡高外人，肯定只是「假中國人」。

但對湯唯，我才不管他是哪國人呢～

湯唯就是湯唯。

中國排外是自尊還是自卑？○VOA (2014.09.06) http://www.voafanti.com/gate/big5/www.voachinese.com/content/zenophobia-20140905/2440530.html

華盛頓—中國外嫁明星的國籍問題一直是民眾關心的問題，比如鞏俐、周迅和湯唯演員，一旦她們加入外國國籍，就會引起眾多粉絲的不滿，被説成是崇洋媚外和沒有尊嚴，反映出中國排外的狹隘心態。最近華爾街日報發表一篇文章説， 美國不必害怕中國，美國兼收並蓄，而中國猜忌、排外，這使美國獲得了不可取代的優勢。

中國電影明星湯唯上個月下嫁南韓丈夫，9月初（4號）在機場亮出中國護照，網友們讚嘆：“女神還是中國的。”長期以來，中國民眾對國籍問題的不寬容，反映出中國人對外國人的排斥心態。而中國共産黨執政以後，這種排斥心態有增無減。

美國華裔作家劉柏川最近在華爾街日報上發表文章説，美國文化的多元化和包容度，對外來移民的開放性，保持了美國的強大。

劉柏川説：“美國可以造就華裔美國人，可是中國卻不能造就美裔中國人。因為中國不願意，也不想這樣做。中國的觀念不是去吸引和融合世界各地的移民，給自己的文化注入新的活力。”

有多少中國人擠破頭想得到美國綠卡和國籍，尤其是富二代、官二代和“土豪”。他們當中許多人已經如願以償。而另一方面，外國人要獲得中國綠卡和國籍卻難上加難。2000年中國人口普查顯示，歷年來只有941人獲得中國國籍。而美國人口普查局的數據顯示，2000年美國人口中有3110萬是外國出生的人，佔美國總人口的11%。

劉柏川説：“只要美國不屈服於恐懼、焦慮和自我封閉，只要我們一直敞開大門，敞開心扉，我相信，美國仍然在世界上佔有不可取代的地位。”

劉柏川的文章題為“我為什麼成不了中國人”，他以親身經歷證明，即使身為華裔也很難獲得中國國籍。劉柏川曾經向就近的中國領事館打電話詢問如何加入中國籍，在一連串的錄音指示後，最後還是沒有人接聽。他接著登上中國領事館的網站查詢，網站上只有申請簽證程式的解釋，沒有歸化入籍的説明。

中國的排外性根深蒂固，中國有句古話説，“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就從現代史上看，美國學者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是寥寥無幾獲得中國國籍的外國人之一， 他1944年投身延安工作，不久獲得中國國籍，並成為第一個加入中國共産黨的美國人。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卻被指控為間諜，鋃鐺入獄，1959年才得到平反。文革期間他又被監禁了9年。

即使對中共親近忠誠如李敦白，最後在排外的高墻面前也只好退卻。文革結束後，他自認無法適應中國的政治環境，和家人搬回美國居住。

中國政府和民間的排外心態並沒有隨著時間的推進而減弱，直到上個世紀80年代，涉外婚姻仍然受到嚴重歧視。1980年，中國畫家李爽和當時擔任法國駐華大使館文化處的外交官白天祥相戀，中國公安部門以“向外國人出賣情報”和“有損國家尊嚴”的罪名逮捕了李爽。3年後，當時的中國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親自批准了他們的婚姻，兩人才得以結婚。

即使在提出和世界接軌的今天，排外對象不僅有外國人，連海外華人也包括在內。中國至今不承認雙重國籍，中國公民一旦加入外國籍，就不能保留中國國籍。

排外、恐懼和不信任，根源在哪？

賓夕法尼亞大學中國問題學者瑪麗亞·萊普尼科娃説：“討厭少數族裔有兩大原因，一是無知和沒有安全感。不同團體之間缺乏交流，他們就會相互反感。有研究顯示，交流越多，不同族裔間的關係會越好。”

瑪麗亞·萊普尼科娃是賓夕法尼亞大學研究中國問題的博士後，她説，第二個原因是害怕移民會搶走自己的工作。

可是劉柏川指出，恰恰是外來移民對美國的貢獻，加強了美國的競爭優勢，而中國的排外心態卻限制了它的崛起。他在文章中説：“就算這是一個中國崛起、美國衰落的時代，我們美國人也不必過於擔憂，不管中國的GDP有多大，美國仍然擁有深層、持久的競爭優勢。”

今年初，美國駐華大使駱家輝即將離任的時候，中國官方媒體諷刺他是黃皮白心的“香蕉人”，顯示中國並不理解什麼是美國人的概念。

劉柏川説：“駱家輝作為美國價值觀的代表並不是説他有‘白心’，而是説他有‘美國心’。中國官方媒體無法區別白人和美國人，説明瞭他們目光短淺，而這恰恰是美國的優勢。”

他説，今天，真正的競爭不在美中之間，而在兩種理念之間，如果中國抱著“種族純潔性的幻覺”不放，不去迎接種族融合的現實，那麼將無法撼動美國的強大地位。

要成為中國人為何如此困難○WSJ (2014.09.04) http://chinese.wsj.com/big5/20140904/opn115035.asp?source=NewSearch

無論我怎么努力，就是無法成為中國人。

一開始它只是一個思想試驗：我想知道作為華裔移民的兒子，我怎樣才能成為中國公民。於是我打電話給最近的中國領事館，結果卻迷失在了無人接聽的語音信箱迷宮里。領事館的網站說明了簽證申請流程，但沒有提及入籍問題。

隨後，我明白了為什么要找到一個答案是這么的困難：北京從來沒想過會有外國人諮詢入中國籍的問題。

最後結果是，我從中國的《國籍法》里找到了一個入籍程序。但是走了這一程序的人少得出奇：2000年的中國人口普查僅僅算上了941名入籍公民。

但是假設說，我決定習得一口流利的普通話，充實自己的中國歷史和文化知識，移居中國并且在那里了此余生。就算是這樣，就算我身上有傳了數千代的中國基因，我仍然不會被接納為真正的中國人。

所有這一切都讓我清晰地認識到，在這個所謂中國崛起、美國衰落的時代裡，我們美國人為什么不用太過擔心。無論中國的GDP變得多么龐大，美國仍然擁有一個深遠且持久的競爭優勢：美國會讓中國人成為美國人，但中國不會讓美國人成為中國人。

中國也並非特別有興趣讓美國人成為中國人。中國這個操作系統並不歡迎、包容移民並向移民賦權，以重新界定“中國性”的意義。這意味著，中國在21世紀的一個關鍵維度上落後於美國，那就是包容多樣性，並通過組合多種文化“部件”來創造出偉大的事物。

比如，中國官方媒體今年早些時候把即將離任的美國駐華大使駱家輝 (Gary Locke) 形容為外黃內白的“香蕉人”。這個首位華裔美國駐華大使、前鷹級童軍 (Eagle Scout)、前州長及商務部部長究竟做了什么而被贈予這樣一個綽號？他只不過做了他的本職工作：代表美國的利益和價值觀，即便在美國的利益和價值觀與中國的利益和價值觀相矛盾時也是如此。

這一事件表明，中國統治階層的一些精英人士不願或不能將中國人和華裔美國人區分開來。以“香蕉人”譏刺駱家輝所暗含的前提是，一名華裔，即便是在美國出生長大，也必須在本質上忠於他的祖國中國。這一假定或許可以稱之為浪漫，或者說帶有種族主義色彩，但它決不是一個具有現代性的觀點。

與此同時，就在駱家輝返回美國的幾周後，美國廣播公司 (American Broadcasting Company) 播出了一部名為《初來乍到》(Fresh Off the Boat) 的新情景喜劇，是根據華裔美國廚師黃頤銘 (Eddie Huang) 的回憶錄改編的。許多華裔美國人高興地表示，這是美國的重要電視節目首次以中國大陸或台灣裔家庭為故事中心，也是自1994年亞裔美國人趙牡丹 (Margaret Cho) 在黃金時段情景喜劇《美國女孩》(All-American Girl) 中擔任主角以來的首次。

更令人信服的是這部情景喜劇背後的真實人生。在一個移民家庭長大的黃頤銘叛逆不羈，是一個嘻哈文化的愛好者，也是一位對“香蕉人”等標簽不屑一顧（或許是由於他認為自己膚色太黑）的冷漠學生。他一度屈從於父母的期望，成為了一名律師，但隨後辭職，並在紐約曼哈頓下東區開了一家餐館，所賣的食物植根於他童年時期的台灣家庭烹飪。

美國生活的重要一點是接納許許多多像黃頤銘這樣的人，並讓他們把說唱歌手、美食家、追逐時尚者以及更多元素的風格融合在一起，從而重新定義“美國人”。這就是美國的巨大優勢。但我們的包容性公民生態系統不會自我更新，必須得到持續的培育。

像我這樣的人可以帶來被我稱為中美結合的風格：用一點兒集體主義削弱純粹的個人主義；給植根於權利和自我表達的社會增加一點兒矯正性的責任和禮儀；關注背景和歷史，而不只是當下的潮流。

這種融合可能在第二代——在文化交集中長大的中國大陸和台灣移民的孩子——身上有最好的體現。想想看全美家傭聯盟 (National Domestic Workers Alliance) 的創始人、駐紐約的蒲艾真。她無畏地為貧窮的有色人種婦女勞工發聲。多麼美式。但是她用的是愛的語言、代際關懷和家庭責任來這麼做。多麼中式。

還有Zappos.com的創始人兼首席執行長謝家華 (Tony Hsieh)。他把公司搬到了破舊的拉斯維加斯老城區，並且投入了3億美元的個人財產來改造這個地方。他的目標是在也許是該國最具個人主義傾向的地方培育社區——美式的大膽，中式的深度。

外國人入中國籍難，就隨它去吧。當前的大競賽並非真正地發生在中美之間，而是發生在死氣沉沉的純的幻覺和有推進力的雜的現實之間。如果我們作出正確的選擇，我的國家就仍將勝出。

（劉柏川為公民大學(Citizen University)創立者及作家，他最近的新書名為《華裔美國夢》(A Chinaman's Ch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