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錢萬事不足，妄上加妄

【Comment】

地球資源有限無法支持眾多人口如此揮霍，似乎是羅馬俱樂部首先提出來的。

我們的網友 Ajin 常說，假使中國人等也要與美國一樣的生活水準，那可能要三個地球才夠支應。加上印度人與非洲人，更可怕。

但這想法在 why you, why not me? 的正義觀下，任何人都說不出口。相對的。美國無可妥協的 our way of freedom，包括著對於物資的揮霍並視為天賦人權，也覺不容許被改變。

這就是共業：大家無論知或不知，只能眼睜睜任其發生。

美國曾以揮霍物資為引擎，帶動經濟流動朝向富裕，這在戰後初期是「有貢獻的」。但，和所有事情都一樣，成之所在即敗之所在。造就富裕印象的揮霍，即為走向滅亡的憑證。

時尚（包括3C）與用完即丟（也包括3C）就是最大特徵。努力消費才能經濟成長，但努力消費代表努力揮霍資源。反過來，愛護資源便無法支撐現有經濟規模。

兩難！

但解決的動力或許在分配不均，當多數人認為經濟富裕與我無關時，就是改變之時。但人性依舊是喜新厭舊與從眾。

全球複製“美國夢”？○FT (2014.08.08) http://big5.ftchinese.com/story/001057643

據估計，兩千年前生活在地球上的那大約3億人，每人每年平均能夠享用的商品和服務，以今日的價格計算大約價值800美元。他們的生活並不算富足，但在這些生活在兩千年前的人眼中，賺錢並不是第一要務。

在東方，佛教教導人們拋棄世俗的東西，在不造成損害的前提下謀生，即所謂的“八正道”。印度教教導人們，“法”（道德規範）必須優先於“境”（對物質利益的追求），“法”的內涵包括慈善和憐憫。儒教的倫理則宣導“仁”，即利他主義的一種形式。

如今，這些思想在一些地方依然能夠得到體現，甚至在目前人均年收入已達5.3萬美元的美國也是如此。但總體而言，這些思想已淪為空談。現代的男男女女已找到一種共同的哲學。這種哲學體現在他們的行為方式上，其核心信條是：越有錢越好。蘋果 (Apple) 創始人史蒂夫•約伯斯 (Steve Jobs) 生前或許是一位禪宗信徒，但他的信仰並未妨礙他聚斂“身外之物”——截至2011年去世時，他“身外之物”的價值估計已達約110億美元。

在一個崇尚一切可量化之物的時代，這種物質主義或許是意料之中的。不僅如此，這種物質主義還反映出了一個正統的經濟學理論，即認為收入是增加“效用”（即滿足感）的關鍵。這為“賺錢是人生最根本目的之一”的觀點提供了理論依據。

美國非常擅長聚斂物質財富，世界其他許多國家則希望在這方面追趕上美國。中國、印度等新興市場國家追趕的勁頭格外足。但經濟資料能掩蓋的東西與它能揭示的東西一樣多，那些希望複製美國夢的人，應該首先把美國夢的模樣看真切。

在美國，最典型的工作是零售業工作，無論是作收銀員還是作中層管理者。只有五分之三的勞動者有帶薪假，一般為每年8天左右。這些人是幸運的。如果將監獄裡的囚犯計入潛在勞動力隊伍，那麼美國的失業率——儘管按國際標準看較低——看上去就不那麼令人讚歎了。它構成了沉重的經濟負擔。美國政府關押220萬囚犯的費用，比發給270萬失業救濟金領取者的救濟金多出一倍。

美國人一般每天睡8小時，工作8小時，花3小時左右的時間處理日常瑣事：打掃、購物、照料孩子等。剩下的4個小時專門用來休閒。休閒的內容有時包括鍛煉、社交和閱讀，但主要還是看電視。美國人在那個讓人喪失主動思維的小盒子裡看到的節目，幾乎反映不出過去一千年人類的進步。去年最火的一部電視劇是《海軍罪案調查處》(NCIS)，講的是一個脾氣火爆的男子，他總能帶領海軍罪案調查處的同事們成功破獲罪案。第二火的節目是美式橄欖球比賽，在比賽中，大塊頭的球員們穿著裡面墊了不少墊子的球服，追逐一個橄欖形的球。第三火的節目就是《生活大爆炸》(The Big Bang Theory) 了，這是一部情景喜劇，講的是幾位優秀的科學家，他們能夠理解最深奧的宇宙奧秘，卻被地球上最簡單的日常事務難倒。還有兩個很火的節目，分別是享有盛名的卡拉OK秀《美國偶像》(American Idol)，以及業餘舞蹈表演秀《與星共舞》(Dancing With the Stars)。

現代人 (Homo Sapiens Sapiens) 出現於約20萬年前。自那之後，我們創造了偉大的藝術、建築和文學。哲學和宗教蓬勃發展，教給我們不同的活法。科技進步讓我們能夠見識到太空的深邃，也能夠切分原子。我們學會了如何醫治身體的疾病。我們在祖先從未想過人類可以踏足的地方留下了足跡。

這一切都在當代的美國達到登峰造極的水準。當代的美國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富足的文明，但在這裡，人們既沒有多少可自由支配的時間，也難以很好地利用這些時間。本次金融危機反映出，美國人的生活方式比我們曾經以為的要脆弱。這是寶貴的一課。但美國人還應就自己財富的價值提出一些最基本的問題。有意追趕美國的國家也應想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麼樣的生活。

“美國夢”已成神話○FT (2012.06.28) http://big5.ftchinese.com/story/001045242

美國的不平等程度正處於近一個世紀以來的最高點。不管你如何解讀，收入最高的人群正享用著更大的一塊蛋糕；位於貧困線以下的人群正在擴大。中值收入和最高收入人群之間的差距也在拉大。美國曾經認為自己是一個中產階級國家，但情況已不再是這樣了。

經濟學家們引用“邊際生產率理論” (marginal productivity theory) 為此類差異提供理由，該理論用更大的社會貢獻來解釋更高的收入。但那些提供推動技術進步的知識、從而真正改變我們的社會的人，得到的報酬相對微薄。想想激光、圖靈機的發明人，或者DNA的發現者吧。華爾街高薪人士的創新把全球經濟推向毀滅的邊緣，可這些金融企業家們照樣揣著巨額收入一走了事。

如果滴漏 (trickle-down) 經濟學有一點點道理的話，人們對於不平等的心態或許會好一點。但美國人如今的收入中值不及15年以前；全職男性員工的收入中值低於40多年前。與此同時，那些收入最高的人群從未像現在這樣富有。

一些人辯稱，不平等程度加劇是市場不可避免的副產品。錯：有好幾個國家在降低不平等程度的同時保持了經濟增長。

市場是用遊戲規則塑造而成的。我們的政治體制制定了造福於富人、而讓其他人付出代價的規則。金融監管聽任掠奪性的放貸和欺騙性的信用卡業務實踐泛濫，從而讓金錢從底層向頂層轉移。為衍生品提供優先權的破產法也是如此。全球化的規則（資金可以自由流動，但員工不可以）加劇了本已巨大的議價不對稱性：企業威脅，除非員工做出巨大讓步，否則將離開所在國家。

教科書告訴我們，只有放棄增長或效率，我們才能擁有一個更平等的社會。然而，更仔細的分析顯示，我們正為不平等付出巨大代價：它加劇了社會、經濟和政治的不穩定，也加劇了增長放緩。擁有最健康經濟的西方國家（例如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國家）也是平等程度最高的國家。

在二戰後不平等程度較低的那幾十年裡，美國經濟的增速遠遠快於1980年以後。1980年後，經濟增長所帶來的好處超出比例地流向收入最高人群。從各個國家的長期數據來看，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平等、增長和穩定之間似乎存在著一定聯繫。

從好的方面來看：通過減少“尋租”（設法分得更大一塊蛋糕，而不是把蛋糕做得更大），減少給美國帶來這麽多不平等的扭曲機制，我們可以讓美國社會更加公平，也讓美國經濟運轉得更好。針對投機者的稅率，尚不及掙錢謀生者和創新者適用稅率的一半，這樣的法律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我們的價值觀，但也扭曲了我們的經濟，鼓勵年輕人投機，而不是投入生產活動。因為頂層有這麽多收入來自“尋租”，因此對收入最高人群徵更高的稅會抑制“尋租”。

過去，人們覺得美國遍地是機會。可在如今的美國，一個孩子在人生機遇方面依賴父母收入的程度，超過歐洲或有數據記錄的其他任何發達工業國家。昔日的美國努力創造機會均等的“美國夢”。但如今，“美國夢”只是個神話。

美國能夠再次變成一個遍地是機會的地方，但這種變化不會自動發生。只要我們還在實行這樣的政策——削減公共教育和有助於增加中下層發展機會的其他項目、同時削減收入最高人群適用的稅率——這種變化就不會發生。美國總統巴拉克•奧巴馬 (Barack Obama) 支持公共教育等投資，並支持“巴菲特規則”（要求針對收入最高人群的所得稅稅率至少達到普通人的水平），這些舉措的方向都是正確的。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米特•羅姆尼 (Mitt Romney) 提出要裁減公務員，同時在另一個問題上（投機產生的資本利得適用稅率是否應低於辛勤工作所得）保持沉默，這些都令人擔憂。

美國將不得不面臨一個抉擇：如果繼續走近幾十年的老路，機會的匱乏將意味著社會分化更加嚴重，經濟增長率降低，社會、政治和經濟更加不穩定。抑或，美國可以意識到：經濟已失衡。黃金時代之後迎來進步時代，咆哮的二十年代 (Roaring Twenties) 的過分行為引發大蕭條 (Depression)，而大蕭條又引出羅斯福新政 (New Deal)。每次發現自己正走向極端之後，這個國家都把自己拉回了正常軌道。問題是，這一次還會這樣嗎？

反思“物質的社會”○FT (2010.06.06) http://big5.ftchinese.com/story/001032911?full=y

人要是失業了，有時就會變得茫然失措，於是就會生出尋找全新人生方向的決心：如跳出競爭激烈的環境、縮減開支、學習一門語言，或者喜歡上交際舞。

2008年爆發的經濟危機似乎也促使一些西方知識分子和經濟學家開始探尋某些東西的意義，不過，他們所懷疑的根本理念不是個人層面上的，而是屬於政治範疇。

上周，我在巴黎主持經合組織 (OECD) 召開的一次主題宏偉的有關“資本主義未來”的研討會。會上的風頭人物是約翰•梅納德•凱恩斯 (John Maynard Keynes) 的傳記作者羅伯特•斯基德爾斯基 (Robert Skidelsky)。這兩年來，隨著凱恩斯主義再度風行，斯基德爾斯基也頗受歡迎。

斯基德爾斯基勛爵在著手撰寫新書《多少才夠：美好生活經濟學》(How Much is Enough: The Economics of the Good Life)。他認為，過去30年來，西方社會過度沉迷於追逐財富，已成為一種病態。他說：“在幾乎所有宗教和道德哲學里，財富是達到目的——愉快和體面地生活——的一種手段。後來，對財富的追逐變得無理性，整個社會都奉行無止境追逐財富的信念。”

巴黎是檢驗這類論點的好地方。法國總統尼古拉斯•薩科奇 (Nicolas Sarkozy) 曾成立一個委員會，委員中包括兩名得過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宗旨是重新審視有關人類福祉的各種思想。去年9月發布的斯蒂格利茨 (Stiglitz) 報告，對國內生產總值 (GDP) 這一指標足以衡量人類福祉的理念提出了質疑。報告強調，生活中的其它方面，如健康、教育、家庭生活以及環境狀況，也必須得到應有的重視。

在英國，一個類似的思想流派正在發展壯大。另一位擁有爵位的英國經濟學家——萊亞德勛爵 (Lord Layard) 長期倡導以下觀點：公共政策應著重於增加人們的幸福，而非創造財富。這種說法聽起來軟綿綿的，卻能夠產生某些出人意料的實際影響。例如，萊亞德勛爵是推動英國政府制定以下目標的人物之一：推廣認知行為療法在治療精神病上的應用。更近些時候，一本叫做《精神層面》(The Spirit Level) 的書在英國引起反響，書中提出，越公平的社會，人們越幸福，這個社會也就越成功。

在某些方面，斯基德爾斯基和萊亞德勛爵等人對幸福的倡導顯然是正確的。研究表明，一旦生活達到一定的安逸程度，財富增加和幸福增加之間就再無關聯。此外，很難想象某個道德哲學家會說出追逐財富本身應成為人生目標這樣的觀點，即便是亞當•斯密 (Adam Smith) 也不會這樣斷言。諸如“貧窮可恥”、“死時玩具最多的人是贏者”這樣的口號，只可能是低級投資銀行家的信條，而不會是出自偉大哲學家的格言。

但是，雖說放寬逐富心態作為一種個人哲學有其意義，在公共政策上卻不足取。貶低經濟增長必要性，對生活安逸的中產階級來說相對容易。可當今社會依然存在絕對貧困，即使是在西方社會。而且，要適應國民收入增長停滯的狀況將是一個痛苦的過程，許多歐洲國家可能很快就會發現這一點。

還有一點也是顯而易見的：對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來說，高增長率仍是絕對必要的——這既是為了保障社會和平，也是為了讓數億人脫貧。即便是在印度知識分子當中，甘地對物質主義的鄙棄也越來越不流行，經濟學家、政界人士和新興中產階級都把追逐財富奉為個人及國家目標。

假如注重精神追求的東方開始冷酷追逐財富，而作為現代資本主義發源地的西方國家轉而奉行與禪宗相類的道理，拋棄物質主義，那將是異乎尋常的諷刺。假如快速經濟增長成為亞洲社會最主要追求目標，那麽全球勢力平衡的變動可能還將大大降低西方生活的安逸程度。

不論是好是壞，西方政界人士——拋開投身環保運動的人士不談——大多不太可能否定追求經濟增長是公共政策的目標之一。有的人偶爾會玩一把這種思想。1979年，當時的美國總統吉米•卡特 (Jimmy Carter) 在一次演講中說：“物質的擁有和使用，不會滿足我們追求（人生）意義的渴望。”一年後，他敗在了羅納德•里根 (Ronald Reagan) 手下，後者最有效的競選策略是反復問美國人，他們覺得自己的境況比4年前好了嗎。

事實是，人們就愛添置物質用品。薩科奇可能會說，影響民生的不止是經濟增長。但是，從個人情況來看，他似乎相當鐘愛奢華的手錶和在富人遊艇上度假。

我個人一方面認為斯基德爾斯基勛爵的觀點相當有說服力，一方面也在考慮買一臺42英寸的等離子電視，以便收看本月的世界杯比賽。毫無疑問，大電視不會帶給我持久的幸福感或者精神滿足，但我想我可能還是會買一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