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反省在哪裡？

輿論市場上總說：戰後德國有反省，日本沒有。如1970年Brandt訪問波蘭時在華沙猶太隔離區起義紀念碑前跪下，而有「Brandt 跪下去，德國站起來」之稱。所以，日本在「深切反省前」仍要背負戰爭的原罪，暗指日本沒有反省。

而曾在官方《人民日報》任職的馬立誠說，據他統計，日本正式道歉總共25次。但中國媒體從未報道過其中任何一次道歉，

也沒有報道過日本向中國提供了總計金額達36500億日元（357億美元，218億英鎊）的經濟援助。

誰對誰錯？

讓我們抄錄幾段Tony Judt 著《戰後歐洲六十年》 (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 Vol. 1 Post-War) 第二章「懲罰」 (Retribution)，來看看德國如何反省。目的是說明：歷史不是教科書，沒有那樣單純。反而，複雜到無言以對。

以下是抄錄：

事實上，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駭人罪行，追根究抵全是德國人所犯的看法非常普遍，以至於連奧地利都免於遭到究責。根據1943年的某個同盟國協議，奧地利獲正式宣告為希特勒的「第一受害者」，因此戰爭結束時將受到不同於德國的對待。 (p.99)

奧地利要恢復正常生活，得先讓當地法西斯份子與納粹合作者受到懲罰。在這個不到700萬人口的國家裡，曾有70萬納粹黨員；戰爭結束時奧地利境內仍有53萬6千名已登記的納粹黨員；戰時有120萬奧地利人在德軍服役。在納粹黨衛軍和集中營單位裡，奧地利人佔的比例特別高。…這樣的情形下，奧地利卻得到從輕發落，輕得驚人的發落。 (p.100)

紐倫堡大審判定，納粹黨是犯罪組織。…黨員人數太多。…無論如何，以這種方式判定數百萬人有罪之後，接下來麼辦？

（審判）表明個人為了意識型態或政府目標所犯的罪行，責任在個人，仍可訴諸法律去懲罰。奉命形式事無效的辯詞。 (p.102)

讓蘇聯人做在上面審判納粹──有時蘇聯本身也曾犯下那樣的罪行──使紐倫堡大審的審判被人看輕，…據喬治肯楠的說法：「這一程序所能傳達的意涵，終究只是：這類罪行由某個政府的領袖在某組條件下犯下時事情有可原而可以原諒的，而由另一個政府在另一組條件下犯下時，則要懲以死刑。」

正因為納粹領導階層的罪責屬於個人，從希特勒以下，個個都受到完整且仔細的調查，許多德國人順理成章認定，其他德國人是無辜的，德國人整體就和其他任何民族一樣是納粹的退縮型受害者（譯註：這類受害者弱小、不願與人正面衝突、遇欺淩時哭泣、退縮而非反擊）納粹的罪行是「以德國之名而犯」（50年後德國總理柯爾語），但對於哪些罪是德國人所犯一事，鮮有真正的體認。 (p.103)

所有旨在將納粹從德國人生活裡連根拔除的計劃，都有個問題。…據美軍司令 Lucius Clay 將軍的說法，「我們最大的治理難題，乃是找出未隸屬於納粹政權或未以某種方式和納粹政權有密切關係、且能力還不錯的德國人…而符合資格的人，似乎往往…是正職公務員…且這些人有很大一部分不只（我們所定義）名義上參與納粹的活動。」

1945年5月8日，歐洲戰事結束時德國境內有800萬納粹黨員。在波昂，112名醫生中有102名曾是納粹黨員或在戰敗前一直是納粹黨員。在科隆這破敗的城市裡，該市自來水機關21名專業人員─其專業是重建供水、污水處理系統和預防疾病所不可或缺的技能──有18名在戰敗前一直是納粹黨員。戰後德國的行政治理、公共衛生、都市重建、私人企業，將不可避免的由這類人接管，雖然在盟軍接管下。不讓他們參與讀國事務，根本不可能。

在英、美、法三國的佔領區裡，…。在那裡，美國當局把350萬德國人（約該區人口的1/4）列為「可能被起訴的對象」，但其中許多人根本從未被送上當地去納粹化法庭。去納粹化法庭成立於1946年3月，由德國人自己主持。 (p.105-106)

1946年5月5日，日後出任西德總理的 Konrad Adenauer ，在伍薄塔爾的公開演說中，反對這些去納粹化措施。 (p.106)

許多年後，作家 Stephan Hermlin 描述了在法蘭克福某戲院裡的情景。德國人必須到該戲院看有關達豪、布痕瓦德爾兩觸集中營的紀錄片，才能領取配給票證卡。Hermlin 寫道：「在昏暗的投影機燈光下，我看到大部分人在影片開始後把臉轉開，直到影片結束才轉回來。」如今我想那轉開的臉正傳達了數百萬人的心態…我所屬的這個不幸的民族，既感情豐富有無動於衷。這個民族不想被已發生的事擾亂心志，完全不想「瞭解自己」。 (p.107)

在巴伐利亞，到1946年時，有約一半的中學教師遭撤職，但兩年後即回復原職。…到1952年，波昂外交部官員裡，有1/3曾是納粹黨員。新成立的西德外交團，有43％過去曾是納粹黨衛軍成員，另17％曾在帝國保安部 (Sicherheitsdienst) 或蓋世太保任職。Rhineland-Palatinate 的警務首長 Wilhelm Hauser，則是戰時在白俄羅斯執行屠殺的黨衛軍中尉。 (p.108)

在1946年11月的調查中，1/3德國人認同「猶太人所擁有的權利不該和亞利安人種一樣。」

在東德，去納粹化主要著重於集體懲罰納粹黨員和將納粹主義從所有生活領域連根拔除。 (p.109…

前納粹黨員很樂意投靠勝利者陣營，藉此洗刷過去的汙點。他們當上共產黨黨員、地方行政人員、線民、員警，以實際作為證明，他們特別符合共產國家的需要。新制度畢竟和他們先前所熟悉的那個制度非常類似； (p.111)

1949年，9月20日，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總理阿登納向國會第一次演說時，對去納粹化和納粹遺毒有如下表示：「聯邦共和國深信，許多人已經在內心裡為他們所犯的不算嚴重的罪進行悔過，因此，我們決定在情況允許的時候，將過去拋諸腦後。」毋庸置疑地，許多德國人熱切支持這一主張。如果去納粹化遭中止，那是因為德國人已在1945年5月8日基於政治目的自動將自己「去納粹化」。

並不是德國人才這樣。在義大利，新成立的基督教民主黨機關報，在希特勒死亡那天，發出遺忘過去的類似呼籲：「我們有能力遺忘！」「儘快忘掉！」在東歐，共黨最打動人心的訴求，乃是承諾在人人都有事──自身遭遇或自己做過的事──要遺忘的那些國家裡，展開一革命性的新開始。歐洲各地都出現擱下過去，重新開始的強烈意念，這股意念遵循伯羅奔尼撒戰爭結束時雅典雄辯家伊索克拉底對雅典人民的建言：「讓我們如同從未發生過壞事般一起來治理。」 (p.113)

不信任短期記憶，追求有益於當下的反法西斯迷思─追求反納粹的德國、反抗納粹佔領的法國或受害的波蘭──乃是二次大戰在歐洲留下的最重要有形遺產。從正面角度看，這一遺產讓狄托元帥、戴高樂或阿登納之類人才得以向其同胞提供一看來合理、甚至引以為傲的對自我的陳述，從而有助於國家的復原。甚至東德都聲稱自己有光彩體面的起點，一個虛構的傳統：1945年4月那場著名而大體上虛構的布痕瓦爾德共黨「起義」。這類陳述讓那些遭戰爭池魚之殃的國家（如荷蘭），得以撇開他們與敵人妥協的前科；讓那些激進主義已證實遭到誤導的國家（如克羅埃西亞），得以將激進主義埋在「當年勇」的模糊陳述裡。 (p.113-114)。

沒有如此的集體失憶，歐洲戰後的驚人復甦不可能出現。 (p.114)

允許集體失憶，是政治或時代的需要。反過來看，打著正義大旗重新喚起已經遠離的集體記憶，一樣是政治或時代的需要。

戰爭中的不光採，在西歐容易處理：戰後「敵性反轉」的敵人只有「完整的一個」──蘇聯加上華沙──波蘭、烏克蘭或白俄羅斯並未「被挖角」出來。「我方」也單純：北約。兩者處於對峙狀態。集體失憶有助於各方復原、復興與團結對峙。那就，失憶吧！

東亞，原先也是一樣：「一個共產圈」與「一個西方圈」的單純對峙，失憶乃合理的。美國從對方挖角出中國之後，對峙的單純逐漸質變──「分裂共產圈」對「一個西方圈」，最後甚至沒有對峙。這時候，相應的西方圈也會失去黏著力，各自要為本身的內部團結盤算。想把陳年毛毯拿出來撢撢灰塵，毋寧是再自然不過了。

不信，看看若法國與波蘭要德、義、奧「正確認識歷史」，會有什麼後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