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行為的根源
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
作者：喬治·肯南（X）
Taimocracy
譯於2013.07.26
January
1947
第三部分
十分明顯地，根據以上的分析，靈巧而戒慎的反制行動，可以遏止蘇聯對西方自由民主的壓迫。隨著蘇聯謀略的變動，我們可以不斷地配合移動地緣與政治重點，但是別期待以誘導勸說方式來解除這種壓力。俄國人準備面對長期的鬥爭，並且也知道自己已經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記住，曾經有一段時間，共產黨在俄國國內比蘇聯今天在世界更缺乏代表性。
然而，如果說意識形態使俄國統治者認為真理站在他們那一邊，他們可以耐心等待最終的勝利，那麼，缺乏這種意識形態的我們，可以儘管客觀地判斷這個論點是否站得住腳。蘇聯的這個理論，不僅表示它的經濟前途完全不受西方控制，而且還假設俄國可以長治久安，無限期地享有團結、紀律和耐性。讓我們把這個神話拉回現實面，假設西方有力量與資源圍堵蘇聯政權十到十五年，這對俄國將意味著什麼？
蘇聯領導人利用現代技術給專制帶來的便利，使得人民在其政權下服服貼貼。很少有人對也們的權威進行挑戰，就是有也都在國家鎮壓機關面前敗下陣來。
克里姆林宮亦證明自己能不顧居民的利益，在俄國建立起重工業，雖然尚未完成，但是它仍在繼續發展中，並且日益接近主要工業國家的水準。所有這些，不管是維持國內政治安全還是建立重工業，都是以大量的人民性命、希望、及精力作為代價。它強迫勞動，其規模在非戰爭時期的現代社會是空前的。它忽視並荼毒蘇聯經濟生活的其他層面，特別是農業、消費品生產、居住與交通。
不只如此，戰爭又添造巨大的財產損失、人員傷亡與疲憊。結果是，今天的蘇聯人在肉體和精神上都極為疲乏。人民群眾感到幻滅、懷疑，不再感受到蘇維埃的魅力，而這種魅力目前還在吸引著國外共產信徒。戰時策略性地開放宗教之後，人民以極大的熱情把握住教堂帶來的些微舒緩。這一事實有力地證明，這個政權的目標已無法喚起人民的忠誠與奉獻。
在這種情況下，人民的肉體與精神力量有一定的限度。如果超過了這個限度，就是最殘酷的獨裁政府也無法驅動他們。強制勞動營和其他強制機關，臨時找藉口強迫人民超時工作，勞動時間超過了勞動者的意願，也超過單純經濟壓力之所迫。即使他們倖免於難，也提早衰老，這些都該算是獨裁的犧牲品。是生是死，他們最佳的力量都未能用於造福社會或國家。
唯一的希望在年輕一代的身上。青年一代儘管歷盡磨難，但是他們數量大、活力旺，況且俄國民族是個才華橫溢的民族。不過，蘇聯獨裁政權施加於童年的不正常精神緊繃，隨著戰爭增長，這對成年後的行為有何影響，還有待觀察。除了最偏遠地帶的農場與村莊，正常家庭環境該有的安全感與穩定，根本已經在蘇聯消失了。至今尚不清楚，這是否對現在剛要成年的新生代的整體能力產生影響。
另外，蘇聯經濟雖取得了某些驚人的發展，但其發展是危險的點狀與不平衡。說「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的俄國共產黨人，想想自己的國家經濟狀況時，應該臉紅。蘇聯經濟的某些部門如冶金和機器製造業所占的比重之大，與其他部門完全不成比例。它僅有一個原始的鐵路網，還沒有稱得上是公路網的運輸建設，竟然想在短時間內成為世界的工業強國之一。他們雖然已經做了不少努力，以提高勞動生產率，並且教導原始的農民一些機器操作常識，但是整個蘇聯經濟嚴重管理不善，建設急就章，品質低落，一定貶值得很厲害。在相當多的經濟區塊裡，尚未能夠將把西方技術工人的生產觀念與技術尊嚴注入勞力生產。
疲憊、沮喪、活在恐懼和壓迫之下的人民，怎可能在短期內克服這些缺陷？只要這些缺陷未被克服，俄國將仍然是個經濟脆弱、在某個層面上很無能的國家。它有能力輸出它的熱情，散發原始政治活力的怪異魅力，卻無能展現實在的物質力量與繁榮，來支撐產品輸出。
同時，蘇聯政治生活也籠罩在極不穩定的陰影當中。這種不穩定來自於從某人或某集團到另一個人或集團的權力轉移。
史達林個人的地位，很明顯地就是這個問題。我們必須明白，史達林取代列寧成為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是目前蘇聯個人權力轉移唯一的一次經驗，花了十二年時間才穩固下來。它使得上百萬人喪生，並撼動國家根基。伴隨而來的衝擊，整個國際革命運動都可以感受得到，對克里姆林宮很不利。
有可能下一次最高權力轉移會是靜悄悄，不惹人注目，也不會在任何地方引起反彈。但是也很有可能是列寧所說的「難以置信的快速轉移」，從「細膩的欺詐」到「野蠻的暴力」，這是俄國歷史的特點，到時候恐將再度撼動蘇聯政權的根基。
但這不僅僅是史達林本人的問題。自從1938年以來，蘇聯高級領導階層的政治生活，就有著危險的凍結現象。理論上來說，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是黨的最高權力機構，至少每三年開一次會。然而，從上次代表大會以來已經塊整整八年沒開會了。在此期間，黨員數量增加了一倍。戰爭中大量的黨員喪生，今天一半以上的黨員是在上次黨代會以後被吸收的。在國家民族經歷了劇烈的動盪之後，仍然是同樣的一小撮人盤踞最高地位。確實，戰爭會給西方每個國家的政府帶來根本的政治變動，而造成這種現象的因素，基本上也應該存在於隱晦的蘇聯政治生活中，但是在俄國卻找不到這些因素。
即使在共產黨這樣具有高度紀律的組織裏，大批只是最近加入共產運動的黨員群眾與終身踞於最高領導地位的小集團之間，在年齡、觀點和利益上的差異也勢必日益擴大。大部分黨員群眾從未見過這些最高領導人，從未與他們談過話，當然也不可能與他們有密切的政治關係。
在這種情況下，誰知道黨的新舊領導交替（遲早會發生的）是否能夠和平順利地進行？或者競爭對手們會不會為了追求更高權力，轉向這些青澀沒經驗的群眾，尋求支持？如果真的出現這種情況，奇異的狀況將會出現。因為全體黨員歷來習慣於鐵的紀律與服從，完全不懂妥協與包容。如果團結遭破壞從而使黨癱瘓，俄國社會將會出現難以描述的混亂和虛弱。因為我們知道，蘇聯政權只是掩藏烏合之眾的外殼而已。政府根本不容許人民結社，在俄國甚至連地方政府這種東西也不存在。目前這一代的俄國人，不懂得集體行為的自發性。假使最後出現了甚麼情況，破壞黨這個政治機器的團結與效能，那麼蘇聯很可能會在一夕之間，由最強大的國家之一，變為最弱、最可憐的社會之一。
因此，蘇聯政權的未來，根本不會像自欺欺人的克里姆林宮所說的那麼安全。他們能夠把持政權，這點他們已經示範過了。他們能否和平順利地完成政權的新舊交接，則有待證明。同時，國內暴政與國際動盪，己經嚴重地挫傷了該政權所依靠的偉大人民，使他們喪失了力量與希望。很奇怪的是，今天蘇聯政權的意識形態力量，在俄國境外或密警勢力之外，影響更大。這種現象使人想起湯瑪斯·曼在他著名的小說《布登勃洛克一家》中所用的一個比喻。湯瑪斯·曼認為，人類組織在其內部已經嚴重衰敗時，往往外表上顯得十分強盛，他把處於極盛時期的布登勃洛克一家比喻成一顆向地球發出明亮光芒但事實上早已不存在的星體。誰敢斷定，克里姆林宮灑向西方世界失望不滿的人民的強光，事實上是不是行將消失的星座的餘輝？既不能證明如此，也不能否定如此。但是以下這個狀況是有可能的（筆者認為這種可能性很大）：即蘇聯政權，正像他們所說的資本主義一樣，本身包藏著自我毀滅的種子，而這些種子早已萌芽滋長。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
請網友務必留下一致且可辨識的稱謂
顧及閱讀舒適性，段與段間請空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