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行為的根源
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
作者：喬治·肯南（X）
Taimocracy
譯於2013.07.26
January
1947
第一部份
我們今天所看到的蘇聯政權的政治性格是意識形態和環境的產物。意識形態，是蘇聯現今領導人繼承自該黨政權的革命運動源頭；環境，則是該黨在俄國執掌了將近三十年的政權。想弄清楚這兩種因素的相互作用，以及各自對蘇維埃行為的相對影響，是最困難的心理分析工作。儘管如此，為了理解蘇聯的行為並有效應付，必須作這樣的嘗試。
要概括出蘇聯領導人奪取政權之時，所擁有的完整的意識形態觀念，是困難的。馬克思的理論在俄國共產執政的運用上，一直都在進行微妙的進化。作為其理論基礎的原料既廣泛又複雜。但1916的俄國共產主義思想的最主要特徵或可歸納如下：(a) 人類生活的中心要素是物質的生產和交換制度，它決定社會生活性格與社會樣貌；(b)
資本主義有著罪惡的生產系統，它必然導致資本擁有者對工人階級的剝削，使得社會經濟資源不能充分發展，也無法公平分配勞動者所創造的物質產品；(c)
資本主義內含自我毀滅的種子，由於資本擁有者不能適應經濟的發展變化，它必然引起革命，使得權力轉移到工人階級手中；(d)
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後階段，將直接導向戰爭與革命。
其他內容可用列寧自己的話來概括：「經濟與政治發展的不平衡是資本主義的絕對規律。由此就應得知，社會主義可能首先會在某些或某個資本主義國家獲得勝利。這個國家獲勝的無產階級，在沒收了資本家財產並在本國組織了社會主義生產之後，就會起來反對其餘的資本主義世界，把其他國家被壓迫的階級聚集起來。」要注意，在這些論點中，如果沒有無產階級革命，資本主義不會自行滅亡。為了推翻搖搖欲墜的制度，一定要有來自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最後推力。這種推動力被認為遲早是要到來的。
俄國革命爆發之前的五十多年當中，參加革命運動的俄國人對這套思想相當著迷。在沙皇統治的嚴密控制之下，這些挫折、不滿、無法自我表達---或者說是沒有耐心尋求自我表達管道---的革命份子，選擇流血革命作為改善社會的手段卻得不到廣泛的支持，於是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為自己的本能欲望找到了極為方便的理論依據。馬克思主義為他們提供了偽科學的理論，替他們種種的行為辯護：缺乏耐性、全盤否定沙皇的價值觀、渴望權力與復仇、想抄捷徑來實現願景。馬克思列寧主義剛好迎合了他們的衝動與激情，難怪他們暗中信奉，認定其教義的真實與健全。其虔誠是無庸置疑的，這現象其實和人性一樣久遠。愛德華吉本在『羅馬帝國的衰亡史』中說得再精闢不過了：「從篤信到欺騙，是危險且容易失足的一步。蘇格拉底所敘述的魔鬼提供了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它告訴我們：聰明的人可能會欺騙自己，善良的人可能欺騙他人，人的良心在自我幻覺與蓄意欺騙之間也會睡著。」就這樣，帶著一整套的馬克斯觀念，布爾什維克黨奪取了政權。
值得注意的是，在整個革命的準備期間，這些革命份子的注意力，跟馬克思本人一樣，都放在擊敗競爭對手上面，而沒有去仔細思量社會主義未來所將實際採取的政府形式。在他們看來，前者先於後者。一旦掌權，他們對於應該付諸實現的綱領，看法模糊不清，空泛而不切實際。除了工業國有化和剝奪私人大宗資本之外，沒有一致的綱領方針。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公式，如何看待農民，與如何看待無產階級是不同的。在俄國共產主義思想中，這一直是個含糊不清的問題。在共產黨執政的最初十年中，它是個引起爭論、難以定奪的問題。
革命成功後，初階段的環境（內戰、外來干涉、共產黨僅僅代表俄國人民中的極少數），使得獨裁政權成為必要的手段。「戰時共產主義」的實驗，以及操之過急的消滅私有產業，造成了不幸的經濟後果，招惹對新政權進一步的怨恨。「新經濟政策」暫時緩和了俄國的共產主義化過程，紓解了部分經濟壓力，得到成效。但是，此事也清楚呈現一個事實：社會中的「資本區塊」仍然虎視眈眈，只要政府一解禁就立即撈取好處，而且，解禁如果持續的話，永遠都會是反對蘇維埃政權的強大力量，是爭取國內影響力的勁敵。同樣的情況似乎也出現在農人身上，農人是小規模的私有生產者。
如果列寧還活著，說不定可以調解這些矛盾的力量，為俄國社會帶來最大的利益，雖然這個還值得懷疑。但是就算這樣，史達林跟他所領導的列寧繼承者，也不可能容許政敵來分享權力。不安全感太重了。他們特殊的狂熱，不曾受過央格魯薩克遜的妥協傳統所修飾，太過猛烈，忌妒心太重，無法想像與他人永久分享權力。俄亞出身的他們，天生帶著懷疑，認為勢均力敵者不可能永久和平共處。教條主義的「正確」輕易地說服他們，他們堅持所有的競爭對手必須屈服或被消滅。共產黨之外的俄國社會，決不可以有嚴密組織。不屬黨所控管的集會活動或組織，不得存在。俄國社會中，不容許有任何其他勢力擁有活動力或完整性。只有黨有組織，其他都是散漫無章的大眾。
黨內採取一樣的原則。黨員活動包含選舉、慎思討論、作決定、以及行動。但是在這些活動中，黨員並不是受到自己意志的驅動，而是聽命於領導的聖旨與無所不在的「那個」。再度強調，這些人可能並未主觀地為了專制政體而追求專制。他們就是相信---而且也很容易這樣相信---只有他們明白什麼才是對這個社會有好處，而這種好處，只有在他們的權力夠安穩、不受挑戰時，才會達成。但是在追求統治權的過程當中，他們不擇手段，完全無視於神或人的約束。在未能取得完全的統治權之前，他們所該照顧的人民的舒適與幸福，都是最後才會考慮到的事情。
蘇維埃政權現在的情況是，直到今天政權仍未穩定下來。為了鞏固1917年十一月革命所攫取的政權，克姆林宮還在奮戰不休。不僅國內如此，他們也對抗國外的勢力。因為，意識形態跟他們說：外面的世界充滿敵意，他們有責任把國境以外的勢力顛覆。俄國的歷史傳統也支持這種感覺。最後，他們對外界勢力的頑抗開始有了反應，接著，再度套用吉本(Gibbon)的文字，他們被迫必須去「懲戒藐視」，而這種「藐視」根本是他們自己去挑撥起來的。認為「世界是他的敵人」而且能夠證明這個說法正確，這絕對是每個人都可以擁有的榮幸。因為只要他重申的次數夠多，言行也以此作為背景，最後他一定可以證明自己是對的。
除了是一種意識形態的本質之外，這些蘇維埃頭子的腦袋瓜天生就認定：無論如何，只要是反對勢力就不可以公開承認它有甚麼優點或正當性。而這種反對勢力的源頭，絕對是不可救藥、奄奄一息的資本主義。只要公開承認資本主義仍存在於俄國，就能以此作為藉口，實施獨裁。但是，當資本主義餘毒被逐漸清除之後，獨裁的正當性就消失了，在官方宣稱完全剷除國內資本餘毒之時，獨裁也必須跟著消失。而且，既然國內已無資本主義餘毒，當然就更不能承認被解放的人民對克姆林宮有自發性的嚴重反抗行為。所以，蘇維埃政權必須將矛頭指向國外的資本主義威脅，才能繼續獨裁。
這個情況很久以前就開始了。1924年，史達林特別為保留「鎮壓機關」（也就是軍隊跟祕密警察）辯護：「只要有資本勢力包圍，就會有介入的危險以及介入帶來的不良後果。」從此，配合此說，所有俄國內部的反對勢力都被描繪成，對抗蘇維埃的外國勢力的打手。
同樣道理，蘇俄特別強調基本的共產思想概念：資本主義世界與共產世界對立。從很多地方可以清楚看到，這概念根本毫無事實根據。蘇維埃思想與戰術在國外引發反感，而納粹德國與日本之類的強國也確實在30年代後期對蘇聯有侵略意圖，但是這些都不是蘇維埃所堅稱的資本與共產的矛盾。而且，有足夠證明顯示，莫斯科強調外國威脅蘇維埃社會，並不是真的外界有敵意，而是為了替國內獨裁政權的正當性找藉口。
我們今天所認識的蘇聯政權，就是蘇聯不斷追求國內毫無限度的威權，並因此謊編受外界敵視的神話，所打造出來的結果。不合這些目的的國內機構，任其凋零，反之則不斷膨脹。蘇聯政權就這樣建立在黨的鐵的紀律、無所不在而嚴厲的秘密警察、以及牢固的國家經濟壟斷的基礎上。蘇聯領導人拿來對付政敵的「鎮壓機關」，成了人民的主人，而不是為人民服務。今天，蘇聯主要的政權機關，都致力於使獨裁制度更臻完善，並維繫一種觀念，即俄國被包圍著，敵人就在城牆下。而組成權力機構的百萬官僚們，必須盡一切努力維護這種觀念，否則他們自己本身就變多餘了。
目前看來，俄國統治者無法放棄鎮壓機關。建立專制政權的過程己經進行了近三十年，其規模在當代無可匹敵，它除了引起國外的敵視外，亦導致了國內反抗。警察機關的過度擴張，使得國內潛在的反對力量比以前更加強大且危險。
但是蘇聯頭子絕不會放棄這種獨裁政權所賴以維生的虛構神話。種種以蘇維埃為名的獨裁暴行，已經把這個虛構的東西深深地嵌死在蘇維埃哲學之中，其結合力量，比單純的意識形態還要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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