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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2-09

舊文新刊!揭開央行賺錢神話 楊紹華 2011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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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文新刊!
工時是假目標,低薪才真議題。
國民拼死又拼活,不如金融一筆揮。
你我所熟知的「價格」(從油價、利率匯率,到薪資),都不是供需的結果,而是某種大筆的一揮

七星級的標準,是獲利?獲利的成本,由誰支付?
如果「央行賺錢、全民買單」為真,這就是剪羊毛了!會是誰呢?



揭開央行賺錢神話    楊紹華 20111229
一個國家的歲入,有一○%以上仰賴中央銀行,這是一個問題,你同不同意?」二○一一年十一月二日上午,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正在開會審理二○一二年度的中央銀行預算案,詢答時間,立法委員賴士葆對央行總裁彭淮南提出質詢。

一千八百億二二一三萬元」,在中央銀行的預算報告書上,寫著這樣一個數字。連續第四年,央行決定以一千八百億元作為來年上繳國庫的目標金額。對比中央政府一二年度歲入預算一.七三兆元,央行一千八百億元的繳庫目標,的確超過政府歲入的一○%。

彭淮南答:「我非常同意。去年度(央行繳庫金額占政府歲入)是一二%,美國只有二%,日本和韓國只有○.一四%和○.一五%。

央行有多會賺錢?
每小時進帳二千八百萬 獲利全台居冠
這是一段沒有受到太多關注的詢答內容,立委提問、總裁認同,沒有激辯的火花,也沒有具體結論。

然而,短短數句質詢,其實宛如一條索引,如果向上深究,你會看到一些突兀的怪象與矛盾,而當你串聯起這些怪象,拆解其中原由,會赫然驚覺,許多長期存在於台灣的經濟與民生問題,原來都能在這段質詢當中找到癥結所在。

原來,當一個國家的中央銀行以賺錢為首要任務時,從人民切身的財富、金融業與整體內需產業的發展、國家的財務風險與政策空間,都將逐漸受到負面衝擊。中央銀行每年一千八百億元的繳庫預算,宛如一道魔咒,看似無形,卻正以綿密不絕的後勁,鋪天蓋地扭曲著台灣的民生經濟。

就在賴士葆提出質詢的短短十分鐘左右時間,位於台北市羅斯福路的中央銀行,大約又賺進了四六○萬元……。

從○六至一○年,中央銀行每一年的盈餘都在二千二百億元以上,五年總計獲利達到一.二二兆元。以一年三六五天、一天二十四小時來計算,央行賺錢的平均「時速」,高達二千八百萬元

於是,中央銀行成了全台灣最會賺錢的公營事業

以一○年資料來看,所有公營事業的繳庫總額為二二四六億元,而央行一家即占八成以上。排名第二的是土地銀行,其七十五億元的繳庫金額,是央行一千八百億元的二十四分之一。中央銀行賺錢、繳庫的能力,在所有國營事業當中,顯得誇張而畸形

不只是公營事業,央行恐怕也是台灣所有公民營企業的獲利之王

一○年,央行盈餘達到二二五一億元,當年度的台灣百大企業獲利冠軍是台積電,全年稅後盈餘也不過是一六一六億元;如果用「股東權益報酬率」的概念來看,計算稅後純益與淨值之間的比率關係,那麼,過去五年央行的平均每年股東權益報酬率為二一%,與台積電的二三%水準相比,彭總裁創造利潤的能力,絕對不比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遜色。

央行應以盈利為目的?
公營事業獲利 等同於對人民課稅
除此之外,台灣的中央銀行,應該是全世界最受財政部依賴的中央銀行

過去九年,無論國內或國外的景氣榮枯、經濟循環,央行繳庫金額占國家歲入有五年超過八%,而每年至少都在七%以上,對於國庫的貢獻度,遠遠高於美國聯準會或是韓國、新加坡等國家的中央銀行。彭淮南在立院答詢時,僅僅談到去年度的國際比較數字,似乎還嫌保守客氣了些。

一連串的數字說明,在彭淮南總裁的率領之下,中央銀行簡直比全台灣的所有營利事業更懂得「營利之道」。

「這就是最奇怪的地方,……。」談到央行新年度的繳庫預算時,台大經濟系前教授林向愷忍不住說:「大家好像都忘了,央行不是營利事業,它是一個享有獨占優勢的公營事業,更是一個政策機關。」

獨占優勢,就是「能夠決定價格」的優勢。林向愷認為,就像台電能夠決定電價、中油能夠決定油價,央行在某些領域,也有一定程度的定價能力,要不要賺錢、能不能賺錢,就看這些事業的經營者能不能動用他的定價能力,敢不敢調價,讓全體國民用更高的價格買單。

「所以有人說,公營事業的獲利,其實形同對人民課稅!」林向愷說,台電、中油即使面臨虧損壓力、即使擁有調整價格的能力,但它不能也不敢為了創造獲利而調高價格,「油電價格一漲,人民的感受很直接。」他接著說:「央行調價,雖然民眾的直接感受不強,但卻會造成溫水煮青蛙一般的長期衝擊。」

央行如何增加收入?
盡可能累積外匯存底 增加利息收入
分析一九九三年以來中油、台電、央行等三大公營事業的歷年盈餘及繳庫金額,一開始,三大事業表現相當,但在彭淮南就任央行總裁的一九九八年之後,央行獲利狀況一飛沖天,快速拉開與中油、台電的差距

而在林向愷的解讀中,中央銀行十餘年來「超級營利事業化」的獲利表現,其實正是台灣目前許多問題的根本原因之一。

關鍵,就在於「價格決定」。

台電的產品是「電」、中油的產品是「油」,中央銀行的「產品」,則是「新台幣」。這個具有獨占地位的公營事業,某種程度,也具有決定新台幣價格的能力。而所謂新台幣的「價格」,對內,是利率;對外,是匯率

翻開中央銀行的損益表,曾經擔任央行副總裁的金融研訓院董事長許嘉棟,開始拆解央行的獲利模式。

「很明顯,中央銀行最重要的收入來源是『利息收入』,這部分主要來自外匯存底投資國外資產的收益。影響收益的關鍵,包括外匯存底的總量,以及國外資產的收益率,而收益率又與國外利率的高低息息相關。」

據央行一○年損益表,「利息收入」達到四二八六億元,大約是總收入四六五七億元的九二%

央行如何減少支出?
壓低利率、阻升新台幣匯率
在支出部分,過去主要是『利息費用』,其中多數來自央行發行定存單的利息支出,這是央行利用定存單從市場收回資金所須支付的成本。」許嘉棟解釋,影響利息費用的主因有二,首先是發行定存單的總量,總量愈高,從市場收回的資金愈多,必須支付的利息費用也就愈高;其次是定存單的利率,利率愈高,費用愈貴。

以○八年的財報來看,央行「利息費用」的金額達到一五○五億元,接近當年支出總額的九成比重。不過,這兩年央行主要的支出項目有所改變,從利息費用變成了「各項提存

「各項提存」多半是為「匯兌損失」預作準備,當預期新台幣升值,外匯存底恐出現匯兌損失,就會增加「各項提存」,對央行整體獲利造成扣分。一○年,新台幣升值壓力升高,這一年央行「各項提存」的金額達到一六二九億元,較○九年劇增一.四倍,並占全年總支出的六七%。

「所以,影響央行獲利的因素主要有五個。」外匯存底總量、國外利率環境、定存單總量、定存單利率、新台幣匯率。這其中,除了國外利率無法控制之外,其他四項,央行都有一定程度的控制能力。

央行是穩固「金雞母」?
長期高獲利  將造成低利率與資金浮濫
當我們拆解了中央銀行的獲利來源,也就不難想像央行創造盈餘的管道。「如果,我是說『如果』,央行真的是以創造盈餘為營業目標,他們多半就會這樣做,……」接著,許嘉棟緩緩說出了央行創造盈餘的四個條件:「外匯存底要更多、定存單的發行總量不能多、定存單的利率不能高,並且,阻升新台幣匯率。」

分析央行賺錢四條件的影響,
若要累積更多外匯存底,就必須在市場放出更多新台幣來買外匯;
定存單的發行總量不能多,意味央行從市場收回資金的態度相對消極;
市場資金多,央行發行定存單的利率就能「狀似合理」地維持在偏低水準,而偏低的定存單利率又會直接壓抑市場利率。
至於央行若要阻升匯率,則必須更積極地在市場釋出新台幣。

於是,如果央行在過去十餘年間超強的獲利表現,是來自於「善用本身的獨占優勢與定價能力」,其結果就是台灣的貨幣環境逐漸「異常」,走入長期低利率、低匯率的環境,並且,資金浮濫。

關於央行是否真以獲利為目的而扭曲了正常的貨幣環境,學者之間頗有爭論,某些聲音直指彭淮南「過度看重繳庫任務」;但另有一派認為,央行的賺錢能力,其實是台灣金融環境的特殊性所造就。

長期以來,台灣的利率一向都比美國低,最特別的是,一旦發生金融風暴或經濟危機,資金往往都會大幅度回流台灣,這和多數的新興國家有所不同。」一位學者指出,央行其實沒有刻意壓低匯率,而是台灣與國外主要市場之間,本來就存在一定程度的利差空間,「因為『先天存在利差』,所以央行自然能夠賺錢。」

央行賺錢  卻衝擊經濟民生
衝擊一:該升息而未升  讓民眾存款縮水
如同許嘉棟的分析,當外匯存底總量增大,央行的賺錢速度就能快速提升,「靠著自然存在的利差空間,早期,央行外匯存底的報酬率曾經高達六%以上,讓外匯存底總量迅速增加,這也是你今天看到央行賺錢速度驚人的原因。」此外,這位學者也強調:「如果不是發行定存單要付給銀行利息,央行能賺到的其實會更多,而台灣的利率,也會更低。

許嘉棟發言謹慎,不願在兩派說法之間做出評論,但他回歸制度面的探討,「總之,國庫千萬不能把中央銀行當『金雞母』,否則在外匯及貨幣政策上,必然會留下許多後遺症。

「記得是在十年前,我剛剛進入銀行擔任理財專員,學到的第一句銷售商品話術,就是『現在定存利率那麼低,錢放在銀行多划不來』。」一位資深理專如此表示。

她說,十年來,銷售的商品變來變去,但這句話術沒有變過。「直到現在,我還是這麼告訴新進理專:定存利率那麼低,錢放在銀行多划不來。」

當央行以獲利為目的,首當其衝的,就是國內利率異常走低,甚至逐漸走入「定存利率不敵物價上漲」的實質負利率環境。

一九九七年以前,國內實質利率水準維持穩定表現,與新加坡、韓國相去不遠;然而就在中央銀行開始拉高獲利幅度的九八年以後,台灣的實質利率多半落居三國之末,在近五年期間,有多達二十七個月出現實質「負」利率,比重接近半數,銀行定存孳息的速度,趕不上物價上漲。

「央行為了賺錢壓低利率,雖然創造了漂亮盈餘,但台灣人的荷包,每年卻因為利率走低而損失更多。」一位財金系教授提出他的試算。

他以主計處在○五至○九年間國富調查所揭露的「家庭現金及活存」為基礎,並且比較這五年時間,台灣實質利率與星、韓兩國實質利率平均數的差距,這個差距,代表台灣利率低於鄰近國家的程度,「它有點像是央行『該升息而未升息』的幅度,也代表台灣人把錢放在銀行『少賺到的』利息空間。」

計算開始,當這位教授把每年台灣家庭的現金及活存金額,乘上每年「該升息而未升息」的空間,五年下來,答案揭曉:「台灣人總共少賺了一.三七兆元,而在這五年間,央行總共繳給政府○.九五兆元。划算嗎?」

衝擊二:台幣匯率不升  對外購買力大減
這位教授強調,這樣的算法當然略嫌粗糙,但已能在一定程度之內表現「央行賺錢、全民買單」的事實,「這還不包括『央行為了賺錢壓低匯率』的帳,新台幣匯率該升值而未升值,會造成對外購買力更大的實質損失。

他繼續試算,自央行加速賺錢的九九年初至今,新台幣實質有效匯率已下跌二二%,同期間,國際清算銀行(BIS)列入計算的六十一種貨幣匯率平均上漲八%,「在六十一種貨幣裡,新台幣只比阿根廷和香港強。」

就用這二二%的下跌幅度來「算帳」,「九九年底,台灣的國富淨額扣除海外資產部分有八十二兆元,實質匯率十二年下跌二二%,也就代表台灣十二年來少了十八兆元的實質財富。」這十二年,央行繳庫總額是一.八兆元。貢獻國庫一.八兆元,但台灣實質財富卻少了十八兆元,值得深思

衝擊三:存放款利差低  金融業獲利困難
除了人民荷包的損失,央行為了賺錢而造成長期低利率的另一個衝擊,是金融業走入困境

在低利率、市場資金浮濫的環境中,金融業的生存關鍵──存放款利差,自○二年以後快速走低,○七年以後,始終沒有回到業界普遍認知的「合理低標」二%水準,以過去三年的平均水準來看,存放款利差僅約一.五%。

存放款利差形同金融業者對外放款的「毛利率空間」,利差水準比合理情況低○.五%,就代表金融業的毛利率將異常減少○.五%,以一○年底本國銀行放款餘額總計將近十八兆元計算,因為異常偏低的存放款利差,一年大約少賺了九千億元,這個金額,是央行當年繳庫金額一千八百億元的五倍。犧牲了金融業的生存空間,這樣合理嗎?

衝擊四:賺不到利息  全民競逐高風險資產
利息偏低,等不到定存孳息的台灣民眾,被迫尋找更高風險、高報酬的投資管道;賺不到存放款利差的金融業者,為了賺錢,被迫銷售更多高風險的投資商品。於是,央行的賺錢腦袋,也間接把台灣民眾導入了高財務風險的境地之中。

而激化這股「全民追逐高風險資產風氣」的另一個因素,又與央行的賺錢腦袋脫不了干係。壓低利率、釋出新台幣,加上收回市場資金消極,造成資金浮濫與長期低利,而這樣的環境,正是炒作房地產的最佳溫床,因此,台灣房價高漲,人民買不起房子,央行有也一定的責任

至於匯率長期偏低的另一層影響,則是扼殺內需產業。對映數據,自九九年央行獲利快速拉升開始,新台幣實質有效匯率也幾乎自此一路下滑,與此同時,以同樣速度向下沉淪的,是內需經濟重要指標「民間消費」的成長率。在學者眼中,這不是巧合,匯率貶值與內需不振,有著一定程度的因果關係。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安德森商學院教授許仲翔日前撰文:《我們究竟出口了什麼?》文中表示,以廉價匯率政策刺激出口,實際上是以偏低的價格將本國的生產要素賣給外國人,使得國內商品及服務資源供給減少

衝擊五:匯率長期偏低  扼殺內需產業
貶值之所以有利出口業者,主要原因是業者能夠「降低商品售價」,靠著「比別人便宜」的優勢殺價搶單;但反過來想,當國內資源不斷用於生產「要和其他國家比便宜」的廉價出口商品,等於是一種資源浪費原本這些資源可以用於生產符合國內所需要的商品或服務,藉此提振民間消費與投資,也就是,原本這些資源可以投入內需產業、提振內需經濟。

「藉由匯率政策的調整,以及均衡外銷與內需產業的經濟發展政策,才能使台灣經濟更加穩健地成長。」這是許仲翔文章的結論。亦有不少學者認為,政府應該把「減少淨出口占GDP(國內生產毛額)比重」列為正式政策目標,一方面為了產業結構均衡,另方面,也能減少央行為了阻升新台幣而不斷累積外匯存底的壓力。

說到「累積外匯存底」,這個「央行賺錢」的第一條件,同樣會對每個人的財富造成影響。

外匯存底屬於全民資產,央行用力地累積外匯存底,形同是「用力地把台灣人賺到的錢存在國外」,目前台灣外匯存底總額將近三千九百億美元,以全台兩千三百萬人口計算,平均每人外匯存底大約是一萬七千美元,也就是說,平均每位國人約有價值台幣五十一萬元的外幣資產。

衝擊六:台幣續貶  全民身陷外匯風險
五十一萬元,相當於一○年的平均每人可支配所得。某種程度上,央行像是把台灣人一整年的可支配所得放在海外,承受外幣的匯率、利率風險,以及外幣資產的信用風險、價格波動,無形中台灣財富的風險也相對升高。

一位學者想得更遠、卻也想得實際,「當外匯存底攀升到這種程度,央行的貨幣政策與匯率政策也就像被綁架了,逐漸喪失自主性。」他舉例,如果央行外匯存底以美元資產為主,當美元貶值、美元利率走弱,央行為了遮掩資產損失,就會同步讓新台幣匯率貶值、利率下跌,「這樣一來,表面上,台灣人的錢好像就沒有受到外匯風險的影響,當然,台灣人的真實財富,其實又再次承受雙率異常偏低的傷害。

從銀行存款的利息損失、對外購買力的減少、金融業的獲利減損、內需產業的乏力,到個人理財的困境、全民財富的風險,在央行十年如一日的亮麗繳庫成績底下,央行的賺錢腦袋,早已鋪天蓋地衝擊著台灣的經濟與民生。

如果央行盈餘真如林向愷所說,像是一種「稅」,那麼這樣的稅負太過沉重,它換來每年一千八百億元的政府財源,卻讓全民與產業付出了遠遠不合比例的昂貴代價。

「但與其說這是彭總裁的問題,更多的,恐怕是制度問題。」一位曾任央行理事的學者指出,「說到底,彭總裁只是非常認真地貫徹了長官交代的任務啊!」

行政院與立法院該換腦袋
考核央行績效  應只看「報酬 不看金額
根據《中央銀行法》第一條:「中央銀行為國家銀行,隸屬行政院。」也就是,央行的頂頭上司是行政院;另方面,央行預算受立法院監督,某種程度上,立法院像是「央行有限公司」的董事會。

然而,無論是頂頭上司行政院,或者是「董事會」立法院,至今,不但未對央行異常的獲利表現提出關心,反而,態度似乎更貼近於「鼓勵央行創造更多獲利」。

在行政院研考會每年所進行的《國營事業年度工作考成報告》中,連續四年,央行的「優點評語」第一條都一樣:「獲利績效良好,對增裕國庫貢獻良多。」顯然,央行每年固定創造高額的繳庫金額,深受「長官」肯定。

至於立法院,同樣是在一一年十一月二日的預算審查會議中,也有立委提出這樣的書面質詢意見:「央行設定偏低的盈餘目標,並不合理,是否應增列預算盈餘,以提升營運績效?」

行政院與立法院錯置了中央銀行的角色,才是問題的根源。」這位學者擔心,在全球普遍以低利率刺激需求的未來環境下,「如果行政院、立法院與彭淮南還是堅持要讓央行賺錢繳庫,台灣的利率是不是要殺到更低?如果全球走入匯率競貶的趨勢,央行為了賺錢,是不是要讓新台幣匯率跌得更凶?」種種為了賺錢所造成的後遺症,會不會更加惡化?

「當務之急,是換腦袋!」學者指出,「首先,無論是行政院或立法院,都不該讓央行肩負盈餘目標、繳庫目標。」許嘉棟建議,無論行政院或立法院,在考核監督央行營運績效時,只要關心外匯存底的「操作報酬率」即可,不要把獲利或繳庫的「金額」列為考核監督的重點。「只要不在意金額,央行自然就沒有累積外匯存底、減少資金回收、壓低利率的必要。」

重新回到十一月二日的立法院財政委員會,如果站在台上的不是彭淮南,而是十餘年來為央行獲利付出沉重代價的升斗小民,或許,問答會是這樣的:

立委:「一個國家的歲入,有一○%以上仰賴中央銀行,這是一個問題?」

小民:「是的,而且我們的國庫長期仰賴央行,這是超級嚴重的問題。但奇怪的是,我們的政府、立委們,每年不也都為央行賺錢拍手叫好嗎?

一個超級會賺錢的央行,對照荷包愈來愈瘦的小民,這就是台灣現狀,令人憂心的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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