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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8-06

莫哲暐:教宗的中國夢,教廷的道德危機○端傳媒(2016.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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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廷不單是主權國家,更是道德體(moral entity)。



莫哲暐:教宗的中國夢,教廷的道德危機○端傳媒(2016.07.22)
本年6月初,教宗方濟各委任韓大輝總主教(教廷萬民福音部秘書長)兼任關島阿加納總教區的宗座署理,該教區的總主教涉嫌性侵案正接受調查。這次任命看似平常,但香港教區榮休主教陳日君樞機卻在任命後發表博文,謂:「雜音被充軍了,現在大家同唱一支歌了,多麼好呀!」

原因為何?其實此任命掀出了當下中梵談判的格局。韓總主教是教廷內唯一對中國強硬的高層,反對中梵現時建交,而且與台灣關係良好。教宗將其暫調關島,表示中梵談判可能已進入最後階段

方濟各自上任以來,多次表示希望到訪中國,且願與中方建立良好關係。本年一月底,他接受《亞洲時報》獨家專訪,盛讚中國為「偉大的國家……有無窮無盡的智慧」。其多次強調社會正義,又抨擊各國政府貪污腐敗,卻對中國情有獨鍾,出動「叩頭外交」(kowtow diplomacy,語出羅耀拉瑪麗蒙特大學學者 Tom Plate),向這個經常打壓人民、侵犯人權的政權伸出橄欖枝。教宗態度看似奇怪,但只要我們理解方濟各的出身,以及過往教廷的外交策略,就能略知一二。

方濟各的中國夢與「叩頭外交」
方濟各是歷史上首位出身於耶穌會的教宗,而耶穌會與大中華地區淵源深厚。明神宗(萬曆)時,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抵達中國。為向士人官員示好,他穿上儒生服裝,學習中文,研究中華文化,希望天主教能落地生根。其後的耶穌會傳教士,多秉持此融入的傳教原則。直到清初,道明會士因反對耶穌會士容許信徒祭祖而向教廷告狀。教廷頒令禁止信徒祭祖,清廷反擊,康熙和雍正相繼下令禁教,史稱「禮儀之爭」。

此歷史事件一直令耶穌會耿耿於懷,認為因文化誤解,錯過了能令教會植根中國的機會。方濟各是利瑪竇的追隨者,多次論及中國時也會提及此傳教士。他可能認為,當今中國不容許教會自由活動,乃因文化誤解,以及清末以來的排外情緒。因此他認為教會應與中國政府「交談」,以化解矛盾。

雖然方濟各多番強調公義,但他關注的往往是經濟公義,而非政治及公民權利。他非常關心貧窮和貧富不均的問題,卻少有論及民主、人權、自由等議題。例如 2015 年方濟各牽線,促成古巴與美國建交。其後他訪問古巴,對古共踐踏人權不置一言。不少異見人士非常失望,批評教會與政府勾結。此外,方濟各會為被迫害的中東基督徒大聲疾呼,但對於浙江省(特別是溫州)政府不斷強拆十字架、毆打教徒,他至今未曾抗議

至於所謂的「叩頭外交」,在歷史上已非首次。

冷戰時期,東歐各共產政權打壓各自國內的天主教會。1963年,教宗保祿六世上任後,決定推進若望二十三世的「東方政策」(Ostpolitik),旗手為外交官 Agostino Casaroli 總主教。二人認為冷戰格局短期內難有改變,故應盡量保住鐵幕後各國教會元氣。教廷於是向東歐各共產政權示好,避免批評他們對人權自由的打壓,並願意共同商議主教人選,好使主教獲政權認可

例如,匈牙利總主教敏真諦樞機(József Mindszenty)是該國的抗共英雄,1956年起便因迫害而藏身美國駐匈牙利大使館,繼續作為人民精神支柱。但教廷為討好匈共,1971年下令樞機離國流亡,並褫奪其總主教的職位

方濟各上任後,隨即委任帕羅林(Pietro Parolin)為羅馬教廷國務院國務卿。帕羅林本來是教廷駐委內瑞拉大使,但他更早曾任教廷副國務卿,也曾是教廷與中方談判的首要外交官。路透社報導,帕羅林2009年一度要與中方達成協議,但教廷最終認為協議不當破局,帕調往委國。時任教宗本篤十六世其後對華態度強硬2010年譴責中方非法選任郭金才神父為承德教區主教;2011年,中方再度非法祝聖黃炳章神父為汕頭教區主教,本篤將其逐出教會(絕罰)。中梵關係僵持。

方濟各剛上任便把帕羅林調回梵蒂岡,出掌國務院,後來擢升為樞機,明顯要改善與中方的關係。而帕羅林是 Casaroli 徒弟,表明要繼承其外交原則,因此當下的「叩頭外交」,可謂「東方政策2.0」。

中梵談判新進展
1949年中共建政、國府遷台以來,教廷一直與台灣保持外交關係。中共禁止「外國勢力」干預內政,成立天主教愛國教會,實行自選自聖。某些神職人員和信徒拒絕承認愛國會,堅持效忠羅馬。外界一般分別稱兩群體為「地上教會」和「地下教會」。

過往中梵關係時緩時僵,但這幾個月來,中梵談判似乎大有進展路透社引述消息謂2015926日,教宗訪問美國,準備自紐約甘迺迪機場飛往費城,而習近平則同日抵達紐約,梵方官員曾嘗試推動二人在機場會面。雖然會面最終不成,但到了10月,梵方便派出六人使節團訪問北京,本年1月再度會面。到了4月,雙方同意成立工作小組

雙方談判的最大障礙,一直都是主教任命和非法主教的問題。按照教會法典,只有教宗有權任命主教,但中共卻視任命為「內政」,不容「外國勢力」說三道四。曾有傳梵方嘗試以「越南模式」為範本解決任命問題。「越南模式」即梵方提交人選予越共從中挑選,最後由教宗任命。但綜合各方報導,中梵協議可能是由中共提交主教候選人名單,繼而由教宗任命。假若教宗否決任命,需向中方解釋。

然而,《亞洲新聞社》社長貝納德神父(Bernardo Cervellera)推測,即使教宗最後拒絕任命,中方也不會退讓。大陸現時有八名非法主教路透社謂方濟各為達成協議,有可能在今個夏天宣布特赦八人。上年便有報導稱在方濟各訪美時,有起碼兩名非法主教在美國尋求修好,包括非法中國主教團團長馬英林。然而八人中有二人涉嫌有私生子及女友,更盛傳其中一人曾迫女友墮胎,教廷難以為特赦他們找下台階

方濟各推動中梵急速建交,有一群人則大力造勢。當中包括以帕羅林為首的教廷外交官、某些自詡為「中國通」的意大利記者和媒體,還有某些中國神職人員。例如意大利報章 La Stampa 旗下的 Vatican InsiderVI),其專欄作者 Gianni Valente 是方濟各密友,經常撰文頌揚中梵談判。代表《亞洲時報》獨家專訪方濟各的意大利學者郗仕(Francesco Sisci)也是其一。他現居北京,與中方官員關係非常良好。魯汶天主教大學的韓德力神父(Jeroom Heyndrickx)也多年來在輿論上推動中梵交好,曾批評反對建交的人在推動「鬥爭」,矛頭直指陳日君樞機。近來,甚至連大陸一些自稱「地下」的主教也加入造勢,營造出「地下教會」也支持中梵談判的局面。

匈牙利、越南前車可鑑
中梵假若達成主教任命協議,當真如這些造勢者所言,前途一片光明?我們或許能從歷史中得到教訓。

上文提及保祿六世嘗試以「東方政策」換取教會在鐵幕下的生存空間。以匈牙利為例,教會確實因此可以公開舉行彌撒,卻造成了嚴重道德危機(moral crisis。信徒被匈共迫害,反而更加團結,對信仰忠誠。當教廷親自打擊敏真諦樞機,看在信徒眼內,可謂最嚴厲的背叛。教會失去信徒的信心,就如失去靈魂。美國保守派天主教學者 George Weigel 更指出,教廷與匈共「和好」後,該國主教團基本上被匈共控制,匈共甚至借教會機構滲透教廷

中共比當年的匈共強大而穩定,教廷假若認為達成協議後便能好好傳教,是錯判形勢。在越南,教廷與越共在主教任命問題早已達成協議,然而近年越共對教會的打壓越來越嚴重,例如強行收回教會土地、毆打信徒和神父等等。教廷想以「越南模式」為本解決中國問題,但「越南模式」反而走向「中國模式」。

習近平自當政起,全力壓制公民自由,收緊非政府組織的活動空間,教會又豈會例外?本年4月,習出席全國宗教會議,表明處理宗教關係時「必須牢牢把握堅持黨的領導、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強化黨的執政基礎這個根本」,並且要「在愛國主義、社會主義旗幟下,同宗教界結成統一戰線」。可見他並無打算容許天主教會逍遙「黨」外。

支持中梵建交者相信達成協議,能使「地上」與「地下」教會修好合一。然而事情難以如此順遂。儘管某些「中國通」及「地下」主教不斷為談判塗脂抹粉,仍無法蓋過不少信徒的不滿與焦慮。例如在大陸網站「天主教在線」,經常有網民批評教廷向中共示好是背叛、投共,更有不少言論批評非法主教及「中國通」的言行。假若達成協議,感到被背叛的信徒不會承認被特赦的非法主教,甚至會惹來強烈反彈。

香港難獨善其身
中梵大局,亦緊繫香港。2014年,香港因政改問題鬧得沸沸騰騰。八月初,香港教區曾召開記者會講述政改問題,原定由候任輔理主教楊鳴章主持。然而楊突然缺席,改由社會傳播處主任馮一鳴代替,而且只是在記者會上重申早已發表過的教區聲明。馮表示楊缺席,皆因要與教廷駐港代辦處理晉升事宜。然而一個月後,《蘋果日報》頭版報導,北京以建交「利誘」教廷向香港教區施壓,停止支持民主運動。而楊當日缺席記者會,乃因教廷命令

香港教會多年來推動民主運動,但在香港爭取民主,難免會與中共對立,自然窒礙中梵談判。陳日君樞機當教區主教時,投身民主運動,多番批評香港及中共政府。然而其言行確實令其及教區與中方關係惡劣。某些平時能到大陸教書、服務的香港神職人員,也被趕走或禁入境。

香港教區或許不會直接影響教廷的外交政策,但絕對會影響北京對天主教會的理解與態度。現任主教湯漢樞機上任時已一改前朝作風,在民主議題上多次噤聲,與港府及大陸保持關係良好。湯樞機曾讚揚大陸宗教自由有所改善,亦表示支持教廷現時的交談策略。本人也曾聽說,近日有教區高層曾向教會內一些社運人士表示,他等參與行動時要知道投鼠忌器,顧全中梵大局。

假若中梵雙方真的達成協議,會如何影響香港?香港教區無可避免要與大陸教會增強「交流」,趨向同化。不要忘記,當年在匈牙利,主教團被匈共控制,匈共甚至滲透梵蒂岡。中共要藉此機會派親政府的神職人員滲透香港,可謂易如反掌。一國一制、洗腦贏心,可能由教會做起。這聽起來或許像陰謀論,但前車可鑑。

更嚴重者,乃對香港民主及社會運動的影響。正如上述,教區為了促進中梵談判而避免批評中共及港府。即使協議達成後,幾可肯定教區仍會為維持友好關係,繼續少批評多讚揚。另,香港教會人士及團體(如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能否繼續參與民主運動,獲得同路人尊重,實在成疑。

路透社報導現時中梵談判的工作小組,乃以當年中英談判香港前途問題之模式為範本。當年前途問題與自己息息相關,香港人卻無從參與;今日的中梵談判同樣影響香港,然而香港教徒也只能坐看雙方決定一切。

馬達欽主教的預言書
本年6月中,被軟禁數年的上海教區輔理主教馬達欽發表「悔過書」,震動大陸教會。20125月,馬達欽得到教廷認可獲擢升為輔理主教,中方卻認可其為助理主教。在祝聖禮上,馬公開與愛國會決裂。其在祝聖禮後遭中共軟禁至今。然而在「悔過書」中,馬表示:「有一段時期,我也曾經受到外界的蠱惑,對愛國會做出了錯誤的言行…… 愛國會並不是境外有些人所說的那樣,我相信現在上海大多數的司鐸、教友們都認同愛國會、信任愛國會。」

「悔過書」一出,大陸教會議論紛紛:有人認為馬主教為教區着想而「悔過」,無可厚非;有人指斥馬是投誠,背棄信仰;有人懷疑他是受壓被迫「罪己」;甚至有懷疑文章根本不是出自馬手筆。最令人難以釋懷的傳聞,乃有謂馬是受教廷的指令(或默許)而「悔過」的。教廷發言人聲明,稱「任何有關假定聖座在此事上的角色猜測是不合適的。」如此模棱兩可,令信徒更混亂。

中梵關係之所以複雜,皆因教廷不單是主權國家,更是道德體(moral entity。中梵談判不是單純博弈,更涉及道德原則和宗教信仰。縱使主事的教廷官員可能以純外交立場處理問題,但在地信徒,卻不會簡單跟隨教會高層的主旋律起舞。


急於求成,結果會如何?馬達欽主教「悔過書」就如預言書一樣告訴了我們:背叛、混亂、失望、不甘。這將是道德災難,而且難以補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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